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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前那幾天,我心情特壞,近乎絕望。我開始無緣無故地討厭這所學校,討厭它的運作方式,討厭它的選址:位於優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卻顯得暗淡隱蔽,像個監獄。艾莉森不再寫信了,我也變得越來越孤獨了,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國,倫敦,變得虛幻起來,這很荒唐,有時甚至令人害怕。我斷斷續續與之保持書信聯繫的兩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線之下湮沒了。我有偶爾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海外廣播的習慣,但這些新聞廣播似乎是來自月球的,它們所關注的時局與社會和我已經沒有任何聯繫。難得一見的英國報紙變得越來越像它們自己的系列特寫“百年前的今天”。全島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這種與當代現實隔絕的處境。每天從雅典開來的船出現在東北地平線上之前幾個小時,港口的碼頭上總是擠滿了人。儘管他們知道船隻停靠五分鐘,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個,他們還是要看。我們彷彿都是囚犯,對獲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島依然十分美麗。臨近聖誕節時,天氣變得惡劣又嚴寒。咆哮的藍色大海捲起巨浪,狠狠地撞擊着學校海灘上的砂石。大陸上的羣山覆蓋着皚皚白雪。越過波濤滾滾的大海,壯觀的白色山肩如同從北齋[12]的畫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島上的小山變得更加光禿,更加寂靜。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於百無聊賴,但每次出去都能發現新的僻靜之處,新的地方。但是最後,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領域變得令人生畏了。在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適合我。我是城裏人,我沒有根。我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但又無法回到一個更古老的時代。結果我成了一個斯喀戎[13]式的無所歸屬的人。
聖誕節假期來了。我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到處遊玩。我只能一個人去,好讓自己離開學校清靜一下。要是艾莉森沒有跟上別的男人,我會飛回英國去找她。我曾經考慮過要辭職,但又想到這樣打退堂鼓等於承認自己再次失敗。我對自己說,只要春天一來,情況就會有所改善。我一個人在斯巴達過聖誕,獨自在皮爾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澤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覺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說,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時候我想終身不結婚,過隱修生活。有時候我又渴望有一個可以講話的姑娘。島上的女人是阿爾巴尼亞人種,灰黃色的臉略顯陰鬱,和獨立教會[14]的教徒一樣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學生更吸引人,他們風度高雅,個性鮮明,和刻板的英國私立學校學生——一羣穿粉紅色制服的螞蟻,全是從阿諾德的教學模子裏鑄造出來的——很不一樣。我有過和紀德一樣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應,因爲資產階級的希臘最痛恨男色關係,阿諾德之流在那裏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戀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個謊言)同性戀也可能帶來安慰。這不僅是因爲孤寂——而是因爲在希臘。何爲道德、何爲不道德的英國傳統觀念在這裏顯得十分可笑。我是否會做這種社會不可饒恕的事,純粹是個人的慾望問題,像抽不抽一個新牌子的香菸一樣,從道德觀點上看,事情就這麼簡單。在北邊,善和美也許是可以分離的,但在希臘則不然。
現在談我的詩。我已經開始寫詩,寫弗雷澤斯島,寫希臘。寫詩對於我,從哲學角度看是深刻的,從技術角度看是令人激動的。我越來越夢想能在文學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間的牆壁,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想象好評如潮,著名詩人紛紛給我寫信;名望、讚美、更高的名望紛至沓來。當時我還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絕妙定義,她說:“詩人與出版無緣”,當一個詩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詩人倒無所謂。這一聊以自慰的文學前景,是我脫離現實構築起來的,它開始支配我的生活。學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個人如果被毫無意義的日常工作所包圍,怎麼能寫出完美的詩歌呢?
但是,三月裏一個淒涼的星期天,我對詩歌的衡量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我把過去寫的希臘文詩歌拿出來讀,還它們以本來面目:大學生水平,沒有節奏,沒有結構,平庸的見解,用超量的華美修辭笨拙地加以掩飾。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學在東英格蘭寫的其他詩歌。它們也不見得好些,甚至更糟。發現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樣,幾乎把我徹底埋葬。我不是詩人!
這一發現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安慰,它帶給我的只是極端的憤怒:在同一個腦袋裏,進化的精靈竟然允許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寫作的極端無能並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慘叫,像兔子掉進了獵人的陷阱。我拿起過去所寫的全部詩歌,一頁一頁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發疼。
接着,我到山裏去散步,儘管當時天很冷,還下起了傾盆大雨。整個世界終於公開宣佈與我作對了。這是貨真價實的譴責,是我無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壞的經歷,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們有如燃料、礦石,最終是可以利用的,並不全是廢物和痛苦的經歷。我歷來把詩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緊急出口、救生衣、辯解。現在我身處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鉛一樣沉下去了。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忍住了自憐的眼淚。我的臉僵硬麻木有如面具,與三角牆頂端雕像的臉無異。我在雨中走了好幾個小時。我墜入了地獄。
有一種人介入社會而毫無意識,另一種人則是通過控制社會來介入。第一種人是工具,是齒輪,第二種人是工程師,是司機。但是已經決定退出的人,只具備在自己的存在和虛無之間表示脫離社會的能力。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寫作,我繪畫,故我在”。連續幾天,我覺得自己充滿了虛無,比過去肉體上的和社會上的孤獨更可怕——一種被放逐到孤島上的形而上學之感。那是一種幾乎可以觸摸到的東西,像癌症或肺結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