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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過，但再講無妨。”
我感到異樣的失望，這不僅僅因爲我已經是第三次聽他詳盡描述那四個人如何進行雜技式的性交了。
回到學校之後的幾天內，我又陸續收集了一些有關情況。戰前只有兩個老師到過那裏。當時他們都和康奇斯見過一兩次，但一九四九年學校重新開張之後再沒見過。一位老師說他是一個退休音樂家。另一位老師發現他很玩世不恭，是個無神論者。但兩位老師一致認爲康奇斯是個特別喜歡獨處的人。戰爭期間，德國人曾強迫他住到村子裏來。有一天他們從大陸抓來一些抵抗戰士，命令他把他們處決。他拒絕，結果他和其他一些村民一起被置於行刑隊的槍口下。然而他沒有當場被殺害，而且還獲救，真是一個奇蹟。這顯然和薩蘭託波洛斯給我們講的故事相吻合。村裏有很多人認爲，德國人報復期間有親人慘遭殺害的人自然也都認爲，他一定是按德國人的命令行事，才能免於一死。但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如果他錯了，那也是做了對希臘的榮譽有益的事。不管怎樣，他再沒有到村裏來過。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情況，事情雖然不大，但卻顯得異常。迪米特里艾茲到這所學校來任教才一年，因此除他之外，我又問了幾個人，米特福德的前任萊弗里爾或米特福德本人是否曾經談及與康奇斯見面的事。回答總是否定的。就萊弗里爾而論，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爲他很矜持寡言。有一位老師敲敲自己的腦袋說：“他太嚴肅了。”我打聽的最後一個老師是生物老師，在他房間喝咖啡的時候聊起來的。卡拉佐格勞用他那別有韻味的蹩腳法語說，萊弗里爾肯定沒有到那裏去過，要是去過一定會告訴他。他比其他老師更瞭解萊弗里爾，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愛好植物學。他在一個櫃子的幾個抽屜裏仔細翻找，取出一盒植物標本，裏面的乾花是萊弗里爾收集並製作的。說明文字頗爲冗長，字寫得很清楚很漂亮，使用高度技術性的詞彙，偶爾可見用墨汁和水彩勾勒出來的專業性草圖。正當我漫不經心地翻閱那些標本時，有一頁乾花標本掉了下來，上面附有一張紙，紙上寫着一些補充說明。這張紙是從固定它的夾子上滑落下來的。紙的背面寫着一封信的開頭，雖然已經塗掉，但字跡仍可辨認出來。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兩年前寫的。“親愛的康奇斯先生，我很擔心，自從那異乎尋常的……”信寫到這裏中斷了。
我沒有對卡拉佐格勞說什麼，他也沒有注意到我發現了什麼，我當時立即下決心要去拜訪康奇斯。
我說不清楚爲什麼突然對他這麼好奇。也許是因爲沒有別的事情可以讓我好奇，島上的人都有爲雞零狗碎的瑣事着迷的習慣；也許是因爲米特福德給了我一個神祕的短語，而我又發現了有關萊弗里爾的情況；更可能因爲我有一種有權利拜訪他的奇特感覺。我的兩位前任都和這位誰也見不到的人見過面，而且都對此事諱莫如深。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輪到我了。
那個星期我還做了另一件事：我給艾莉森寫了一封信。我把信寄給在羅素廣場住在我下面的安小姐，請她把信轉寄到艾莉森新的住處。信中幾乎沒說什麼，只說我有一兩次想到她，我已經打探出“候車室”是什麼意思，如果她真的想給我寫信就回信，如果她不回信我也能理解。
我明白，人在小島上容易緬懷過去。空間那麼大，到處那麼寂靜，與別人見面的機會那麼少，人的精神視野很容易超出現在，於是過去就變得十倍地貼近。艾莉森很可能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想起過我了，她的風流韻事也許已經又添了五六樁。因此我寄那封信就像是把信塞進了一隻漂流瓶，雖說不完全是開玩笑，但也差不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