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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寫得很好。”
同性戀者摸了一下蝶形領帶：“你們當然知道可愛的亨利……有時說的話。”
他這樣反覆說了十遍，我環顧周圍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與他同感，有人衝他大喊，那是書本里發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瑣事。但是他們全都一樣，每個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樣神祕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頜，像冰柱的緣飾。我整個晚上所聽到的唯有破碎冰針的叮噹聲，人們膽小怕事，欲言又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沒有一個人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心裏話。沒有一個人的行爲是寬容的、熱情的、自然的。最後氣氛變得很令人討厭。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熱愛希臘，但是話噎在喉嚨裏就是說不出來。批評家對李維斯[107]發表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論，後來又對他破口大罵，把自己的一番高論給毀壞了。我們全都一樣，我幾乎什麼話也沒說，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於人。故國、女王、公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標準口音，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個道貌岸然，圍繞桌子站立，像祕密警察，隨時準備對任何明智的歐洲人道主義表現加以鎮壓。
典型的症狀是在講話中使用的人稱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觀點、某人的朋友、某人的僕人、某人喜愛的作家、某人在希臘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國資產階級復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煙燻黑的一個存疑符號，整個晚上都佔着主導地位。
我和批評家一起返回旅館，一路上痛苦慌亂地回憶起弗雷澤斯充滿希望的孤寂，回憶起我所遭受的損失。
“文化委員會的這些人實在太討厭了，”他說，“但是也難怪，生存手段唄。”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間。他說他要漫步去雅典衛城，但是實際上他卻走向扎皮翁公園，那裏有大羣鄉下孩子，他們掙扎在飢餓線上，到雅典來出賣自己單薄的體力換碗飯喫。
我到一個酒吧間去，坐下來喝了一大杯白蘭地。我感到很沮喪，無法面對不得不回英國去的現實。我過的是流亡生活，永遠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裏。流亡的事實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無法忍受。
我回到旅館房間時大約十二點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舊悶熱難當。我剛脫光衣服，打開淋浴頭，牀頭的電話鈴響了。我光着身子去接電話，想着可能是批評家打來的，他在扎皮翁公園大概並不盡興，想找個目標來談談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家名字。
“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