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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往回走，走進在岩石中開鑿出來的抹着白石灰的門，再走過另外幾道門，經過像監獄囚室的地方，回到滿是死亡題材壁畫的大廳，又見到了那些陰森恐怖的永恆的映像。
他說：“我想問問你關於學校的情況。那兒有一個叫阿芬達奇思的男孩，很有前途。我輔導過他。”
我們在涼廊裏逗留了一會兒，在佩魯吉諾派的壁畫旁交換了關於學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興趣，只是盡力顯得隨和，這有辱他的驕傲。但即使是這樣，他還是有些不自然。
我們握手。
他說：“這是歐洲一處偉大的聖地。我們被告知說來訪者——無論他們信仰什麼——臨走時應該感到……我想具體辭令是‘覺得精神煥發，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覺得我會反對他的意見，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得再一次請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僅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你。”
“我儘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國風格的。我步下石頭臺階，走向通過冬青叢的小徑。
我在蘇比亞科等到晚上，纔等到回火車站的巴士。它駛過悠長的綠色峽谷，駛過有村莊的小山，車窗外掠過在秋天中轉黃的山楊。天空從最柔和的藍色變爲晚禱時分的粉橙色。老農坐在自家門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臘人的臉：神祕、端莊、平和。也許是在等車時喝了一瓶維蒂奇諾白葡萄酒的緣故，我覺得自己屬於、永遠屬於一個比萊弗里爾所屬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歡他，也不喜歡他的宗教。這種對他的不喜歡似乎與對古老的、不變的希臘——拉丁世界半醉態的愛融合了。我是一個外邦人，好不過是個斯多噶派，壞不過是個酒色之徒，而且永遠是這樣了。
在等火車時，我喝得更醉了。車站酒吧的一個人費了老大功夫才讓我明白，西邊檸檬綠色天空下一個深藍的山頂曾經是詩人賀拉斯的牧場。我爲薩賓人[3]的山乾杯。一個賀拉斯強過十個聖本篤，一首詩歌好過一萬篇佈道。過了很久以後，我意識到在這方面萊弗里爾也許會贊同我的意見，因爲他也選擇了流放，因爲有時靜默就是一首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