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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去過希臘以後，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羅馬令人感到抑鬱的話，那麼單調死板的倫敦還要糟上五十倍。在經歷了愛琴海岸的空曠之後，我已忘記了倫敦的醜陋：那令人數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蟻般的擁擠。兩種經歷相比就如同見過了鑽石以後見泥巴，或者見到陽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後又墜入陰溼的灌木叢。航空公司的汽車爬過諾霍特和肯辛頓之間那無邊的郊區，我坐在車上心裏直納悶：有誰居然應該，或者會憑自由意志選擇回到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種氣候？空浮的白雲無精打采地在灰藍色的天空中泛遊，我聽得見人們在說“可愛的天氣，不是嗎？”但那疲憊的綠色、灰色、棕色……它們似乎把我們見過的倫敦人的行動壓縮成一個無所不在的單一體。而對於希臘人，有一個特點我已經熟悉到不復注意的程度：每張臉都是獨特的，帶着明晰的背景。沒有一個希臘人與另一個希臘人相像，而那天每張英國人的臉都與其他英國人的臉相同。
四點鐘左右我到達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試着決定幹些什麼。十分鐘後我拿起電話撥了安·泰勒的號碼。沒有人接。半小時以後又試了一次，還是沒有人接。我強迫自己拿起一本雜誌來讀了一小時，然後打第三次電話，依舊沒有人接。我叫了輛出租車到羅素廣場。我非常衝動。艾莉森會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話，也會有些跡象。將會發生點什麼。不知爲什麼，我進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鐘。
最後我已經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臨街的門同以往一樣閂着，三樓的門鈴旁沒有貼着姓名卡。我上了樓梯，站在門外等了一下，聽了聽，沒有動靜，這才敲門。沒人應。我又敲，隨後又敲。音樂聲從上邊飄來。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門上最後敲了一次，而後便走上了樓梯。記得那天晚上我帶艾莉森去洗澡時，是和她一起爬這些樓梯的。從那時到現在多少個世界已經幻滅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兒，捱得那麼近。我決意相信她離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裏。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情緒爆發時作出的決定。
我閉上眼睛，數到十，然後敲門。
腳步聲。
一個十九歲左右的女孩子來開了門。她戴着眼鏡，挺胖，塗了太厚的脣膏。我的視線越過另一扇門看到她身後的客廳。那兒有一個小夥子和另一個女孩，動作僵在展示某種舞蹈的過程中。爵士樂聲，屋裏充滿了傍晚的陽光，三個被突然停止動作的形象，停滯了一瞬，這情形活像一幅當代弗美爾[4]的畫作。我無法掩飾自己的失望。開門的女孩給了個鼓勵的微笑。
我後退了。
“對不起，找錯房了。”我開始往樓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後喊着問我找誰，我只說，“沒關係，二樓。”在她反應過來之前我已走得不見人影了，連同我被太陽曬成棕色的膚色，我的退卻，還有從雅典來的特殊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