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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法布利斯是那种受到自己的想象力苦苦折磨的不幸的人;这在意大利是聪明人的通病。换了一个具有和他同样勇敢,或者甚至还不如他的法国兵,就会立刻过桥,事先并不考虑有什么困难,因此态度也就会显得十分镇静,可是法布利斯的态度离镇静太远了。到了桥那一头,有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矮汉子对他说:“到警务室去验护照。”
警务室的邋里邋遢的墙上钉着许多钉子,挂着警官们的烟斗和脏帽子。他们的座位缩在一张松木大办公桌后面,桌上满是墨水和酒的污迹;两三本生皮面子的厚登记簿上也有着各种颜色的斑点,簿子的边上被手摸得发黑。在摞起来的簿子上面,放着三顶华丽的桂冠,那是前两天庆祝皇帝的一个节日时用的。
所有这些细节都引起法布利斯的注意,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他住惯了桑塞维利纳府里的那套既豪华而又整洁的房间,现在可受到报应了。他不得不走进这间肮脏的办公室,并且以卑微的身份出现在那儿。他就要受到一次盘问了。
那个伸出一只黄黄的手来接护照的警官,长得又矮又黑,领带上戴着一个铜别针。“这是个坏脾气的家伙。”法布利斯心里说。那个人看了护照,露出不胜惊讶的样子,而且足足看了五分钟。
“您出了事了。”他望着外国人的脸颊,对他说。
“赶车的在波河河堤上把我们摔到堤下面去了。”接着又是一阵沉默。警官恶狠狠地朝这个旅客望了几眼。
“我懂了,”法布利斯心里说,“他就要跟我说,他感到遗憾,有个不好的消息通知我,我被逮捕了。”各种各样的荒唐念头同时在我们主人公的脑子里涌现出来,这时候他的脑子已经不怎么有逻辑性了。比方说,他想到要从警务室开着的房门里逃出去:“我把衣服一脱,跳进波河,毫无疑问,我是能够游过去的。怎么着也比上斯比尔堡强。”在他估量着这件冒失事有多大成功的机会的时候,警官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两张脸上的表情煞是好看。理智的人面临危险,会急中生智,可以说,比平时更聪明,而好幻想的人面临危险,却只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念头,这些念头固然勇敢,但是常常很荒唐。
在那个戴铜别针的警官的探索的目光下,我们主人公的那副愤懑的样子,倒是挺值得一看。“我要是杀了他,”法布利斯心里说,“那就要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判上二十年苦役或者死刑,这倒还远远不如斯比尔堡可怕,在那里每只脚都要戴上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链子,一天光给八两面包吃,而且要熬上二十年,到了四十四岁,我方才能出来。”法布利斯这样盘算着,忘记他已经把自己的护照烧掉,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警官知道,他就是法布利斯·台尔·唐戈那个叛逆分子。
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主人公相当害怕;如果他知道在警官脑子里折腾的那些念头,他也许还要害怕呢。这个人是吉莱蒂的朋友。他看见吉莱蒂的护照落在另外一个人手里,那份惊讶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头一个念头是要把这个人逮起来,后来一想,吉莱蒂很可能把护照卖给这个显然在帕尔马刚闯了祸的漂亮小伙子。“我要是逮捕他,”他心里想,“吉莱蒂也得连累上。别人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把护照卖了。可是另一方面,万一查出是我,吉莱蒂的朋友,在别人拿着他这张护照的时候,在护照上签证的,我的上司们又会说什么呢?”警官打着呵欠站起身来,对法布利斯说:“您等一等,先生,”然后又出于警务人员的习惯,加了一句,“发生了一点问题。”法布利斯心里说:“将要发生的事是我逃走。”
事实上,那个警官走出警务室以后,就让房门开着,护照也留在松木桌子上。“显然有危险了,”法布利斯想,“我取回护照,慢慢地从桥上走回去,要是宪兵问我,我就跟他说,我忘了请帕尔马境内最后一个村庄上的警官在我的护照上签证。”法布利斯已经把护照拿到手里,使他说不出惊讶的是,他听见戴铜别针的警官在对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