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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样没想到这也是一种尝试，为一个搅扰了我将近一年的梦或者梦魇寻找故事、提供连贯性。在梦中，一到关键时刻总是这样：我只能称其为我脑海中的爆炸。每个梦都如此结束，爆炸后我被扔下来平躺着，在人群中，在街上，在拥挤的房间，在任何地方，以尴尬的姿势被扔进站立的人群中，被扔成睡觉的姿势然后这样醒来。我感到我脑海中的这种爆炸如此响亮，震荡而缓慢，同时，奇迹般地，我的大脑还有一部分可以思考和推论，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正向死亡靠近，虽然其他梦终究只是梦，但在这个梦中，爆炸是致命的，我觉得我正有意识地经历或者见证自己的死亡。醒来后，我感到头脑奇怪、颤抖、筋疲力尽；仿佛我的大脑真的爆炸了。
这梦或者梦魇抑或体内的戏剧困扰了我一年多。也许是脑中一时的骚动造就了瞬间的画面：街头、小餐馆、聚会、公交车，我在众人面前倒地。这是脑力不支和类似悲痛的情绪导致的梦。
我写得很艰难；自求学开始我便多少顶着压力工作。在开始写作之前，我在学习；慢慢地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在牛津；更早的时候我在特立尼达的学校为争取牛津奖学金而努力。我的写作生涯有很长的准备阶段！接着我发现当作家并不是（如我之前所以为的）一种状态，并不是一旦当上作家，能力、成就、名誉或者满足就会常驻。从事这份职业要承受特殊的痛苦：任凭你为写作付出了多少辛劳，任凭它带给你多有创意的挑战和满足，时间总是能把它从你手中夺走。随着时间流逝，我觉得被自己以往的作品嘲笑；它们似乎属于精力旺盛的时期，如今那样的时期永远地消失了。空虚和不安又多了一点；有必要再次仅仅提取自己内部的能量，去写另一本书，让自己再次投入那个消耗的过程。
我终于衰弱了。我的精神破碎了；这发生在我去山谷前不久。两年间我在写一本有关我出生地的历史书。它发展成一本难写的大书（超过了一定篇幅），比短篇小说更费神，而我尽量控制篇幅。但是我开始对这个故事感到兴奋。历史学家从人类的事件中提炼法则。我的方式不同；两年以来我活在我搜寻来的文献中，以便尽可能重建人类的故事。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十或者十二份文件——从回忆录中搜集，几乎是私人的回忆——能给一个简短的段落提供细节。但是我受到自己所写的故事、它触及的主题的鼓舞：发现，新世界，发现的岛屿上人口锐减；奴隶制，种植园殖民地的建立；革命理念的到来；社会变革后的混乱。
那两年我接受了密集的教育。我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相信存在于我故事中的宏大，我觉得能让读者看到我之前十二年的作品中所没有的东西。我表现得可笑。我没有等待回应，就拆除了我在英国的小生活，准备离开做一个自由的人。
在那个遥远的岛上，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来英国。但是我在英国的生活索然无味，没有意义。我一直在发掘和书写那个岛上的人的历史。我把我的殖民地人的紧张全部带到了英国，那些紧张多少存留了下来，一开始它们很大程度上也是青涩，是肉体和性的不成熟，以及未及发展的才能带来的紧张。就像在家我梦想着来英国，在英国的多年我梦想着离开。现在，我来到这儿十八年后，我觉得时候到了。我拆除自己一点点建立起的生活，准备离开。我卖掉了之前买下并一点一点翻新的房子；家具、书和文件送到了仓库。
不幸发生在四个月后。我倾注了如此信念的书，让我精疲力尽的书，没能让出版商满意。我们误解了对方。他只知道我的名字，不清楚我作品的特点。我误解了他对我的兴趣所在。他用对待严肃作家的态度找到了我，但是他只想要一本给游客看的书，比我所写的简单很多；既要更浪漫又要不那么浪漫；既要更有人情味又要不那么有人情味。于是我发现自己悬在了空中。我只好回到英国。
归程——从我带着新视野打量的岛屿和大陆、从我所写的新世界的某个角落，到美国和加拿大，接着到英国——回英国的旅程和十九年前的那次旅行何其相似，那时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人要去英国，去那个“作家”这一称谓有意义的国度成为一名作家。我不禁意识到这残酷的讽刺。
出于深深的、无法用泪水或愤怒表达的悲伤——通过梦中爆炸的头脑表现的悲伤——我着手写非洲的故事，三四年前我在非洲时就有过这一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