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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从未见面。菲利普斯先生一定告诉过他我是谁——虽然他视力不好，这是他的一大痛苦——他一定在我看见他之前，看见了我。他当时安坐车里，旁边是菲利普斯先生，他看我一定要清楚些。我当时犹犹豫豫匆匆一瞥——从察觉到辨认的过程很短——因此我也说不准这如梦境般倏然而逝的画面，究竟是我的想象还是确有其事。
我觉得那一挥手很和善。但是我当晚打电话给菲利普斯先生时，这种感觉动摇了。他带着下午车里的好心情，笑着说是的，当时同车的是我的房东。接着，他仿佛是为了解释我的疑虑，说：“他在车里总是会戴着墨镜。否则胃就不舒服，然后会偏头痛。”如果他当时戴着墨镜，我怎么能看见他眼里的善意？
于是对房东的这一瞥——瞥见某个意外普通的人——让他更加神秘。不仅仅是这个人，整个场景都让人难忘：车载着庄园建造者和树木种植者的后代，驶在河流和湿草甸上方丘陵边的山毛榉树下。于是对我而言，那个人的性格更多地被他的背景、被公路上的山毛榉、被庄园永久闭着的前门和后面茂密的花园所表现。
印象中我瞥见了一位慈祥的老人，穿着棕色外套，在车里羞赧地挥手。车一闪而过时出现的这一画面回应了我自己的需要。这是我所希望的庄园主的样子。因为我正是在这个庄园里，成年以来第一次找到平静。
很快我发现这一画面并不真实。与之相反的那幅不那么具体的画面也不真实，我通过菲利普斯先生平时提及的细节联想：一个脸圆体胖的人，西装扣得紧紧的，戴着墨镜和帽子，被带去他没机会见的乡村兜风。此行是要让他激动但安全地（像个孩子站在塔顶栏杆后向下望）看看与他隔绝的世界。但又绝不会让他过于惊诧，绝对还是伦敦。他不过是去了一趟乡间，拜访几个熟人，天气好的话会到南部海滩的几家宾馆吃午饭、理发。（最后这个细节是菲利普斯先生某天无意间向我提起的，这给我幻想中戴着墨镜、衣着整齐的隐士加上了长而细的头发。我看见房东被菲利普斯先生扶着进了某家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宾馆，菲利普斯先生两手搀着房东的左臂，房东的右臂盲目地摸索着。）
这个画面、我恍惚觉得见过的人或我创造出来的人，都不符合房东在伦敦的熟人对他的描述（他们偶尔来拜访他）。那个人碎片式地来到我脑海中，离我很遥远。
他在这里度过了备受宠爱的童年。就在我现在散步的庄园。在茂密果园的阴凉中有一座两层的儿童屋。儿童屋很结实，茅草屋顶还算完整，周围的植物部分被砍倒、腐烂，倒像森林一样。楼下房间里有个真的壁炉，两边墙上嵌着石头或水泥架子，有梯子通向二楼，圆锥形的茅草屋顶上开有天窗。要是当玩具屋，它大了点，用作游戏屋却又小了。它是成人对儿童屋的设想，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房东在经历过备受呵护的童年后，长成了一个有艺术和社交天分的青年。菲利普斯先生和布雷给我看过当年的照片，租车人布雷的父亲一辈子在农场工作。布雷住在父亲很久以前从庄园买的燧石和砖砌成的小屋里。虽然布雷如今以独立于农场为傲，甚至拒绝服务庄园的人，但他有各式的庄园纪念品，并且喜欢展示它们。有模糊的黑白照片：庄园聚会，尚未繁茂的花园，昏暗的光线中（黎明或是黄昏？）年轻人坐在湿草甸那儿小溪上的木桥围栏上。照片和快照会产生惆怅的效果：每一帧照片都捕捉了某个时刻，呈现了很多被忽略的细节，让人想到它所能追寻的过往，成为一种纪念。同样的场景，一幅精心创作的画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接着，在一次次聚会和二战之后，他步入中年，心绪纷乱，病态而持续的抑郁几乎成了一种病，让他与世隔绝，躲在庄园里。后来身体也开始出状况，最后经受年老的煎熬。
我各方面都与他相反，社交上、艺术上，抑或肉欲上。鉴于他家族的财富随着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展而膨胀，也许我们之间横亘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让我们有了交集。它解释了我在新世纪的出生、我用的语言、我的职业和抱负。它最终解释了我为何出现在山谷的那栋小屋、出现在庄园。但是我们处在——或者始于——财富和特权的两极，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