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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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否向農民強徵暴斂？我覺得沒有。他們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們也“必須靠什麼活着”。只要讓農民“勞作”，就不會有問題；只是後來，當安德列大叔由於過於複雜的家庭矛盾而放棄了這個職位時，一位來自首都的金融師接替了他，那人懷揣一個大規模的改革計劃來到我們城市，就像一位殖民總督，結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經理顯然出於善意，但過分大方地將儲戶們的錢大筆貸給了波蘭葡萄酒經銷商們，波蘭人收購了當時的“山麓牌”葡萄酒，銀行在那場商業遊戲中損失慘重，損失數額以百萬計。父親偶爾跟我提起這事，當時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儲蓄者的錢；他找到那位當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總督的首都金融機構負責人，那位以絕情著稱、國際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銀行行長看了那份令人尷尬的調查報告後聳聳肩回答：“那就讓這些先生們破產吧。”我父親不動聲色地提醒他說：“這樣也行，那我就把這份材料帶回去；不過在平衡表上也將留下您尊貴的名字。”那位聲名顯赫的銀行行長突然緊張起來；隨後按了一下桌鈴，對應聲進來的經理說：“我們百分之百支付。”就是這句由三個詞組成的豪邁話語，讓佩斯銀行付出了幾百萬的代價。儲戶們不僅拿回所有的存款，還得到了利息。作爲資本主義英雄時代的美麗傳說之一，這個故事我聽人講過許多次。

<h3>5</h3>

有一段時間，大概只有短短的幾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對面一層樓的一套三室公寓內，他是我父親的弟弟，很愛生氣，煩躁不安；在我家裏，包括我父親在內的所有人，對他都像對待復活節彩蛋[19]那樣小心翼翼。他有一顆驕傲而孤獨的靈魂，本想當一名工程師，他對技術性的東西要比當兵在行（他在炮兵團作爲志願兵服役），他想將自己的才能投入技術領域。據說“當時大家都央求他延長服役期”，至少家裏人後來都這麼講。從某種角度講，他的秉性、天賦和整個人的精神氣質都非常適合軍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輕視的工程師行業，他總是忐忑不安，煩躁易怒，感到受辱，總是有許多“難堪事”。總之，讓人覺得他在生活中沒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時，人們對工程師和醫生的職業抱有歧視，認爲不適合紳士去做；出身顯貴的年輕人自然應該投身法律，不應該給人灌腸或擺弄容器或遊標卡尺。我們家族在上世紀末，在外地，在等級意識嚴重、民族主義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會地位，對我叔父的“髒躁綜合徵”[20]（他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但當時年輕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21]的診所裏觀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術語）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家的祖上是撒克遜人[22]，在17世紀移居匈牙利，忠誠效力於哈布斯堡王朝，後來我的太祖父被利奧波德二世[23]冊封爲貴族，並被賜予“巴尼奧[24]伯爵·克里斯托夫”封號，主管馬拉馬洛什州[25]的皇家礦井。民族解放戰爭[26]期間，出於對匈牙利的熱愛，我們家有許多家族成員參加了貝姆將軍[27]率領的革命軍。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維拉古什繳械[28]後遭到降職，先後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蘭的皇家軍團服役，後來恢復了原來的名銜，退休時官至皇家衛隊長。但在革命爆發前，我們家族在維也納享有很好的聲譽，被視爲“忠誠分子”[29]。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爲老布達總督時，曾去維也納覲見過弗朗茨皇帝[30]。“我對匈牙利國王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從維也納寫信給遠在馬拉馬洛什州的弟弟說，“在這裏住宿的開銷非常昂貴，每天僅客房和取暖的開銷就五個福林[31]。皇帝親切地接見了我，並且提到我們的父親。‘對，對，’他用德語說，‘我聽到不少對你的誇獎。’”很可能這位有着德國名字的官員於1828年受到皇帝親切接見時，獲得了皇帝和藹的讚賞，並在宮廷裏被劃爲“拉邦茨派”[32]。在民族解放戰爭期間，我們家站在了起義者一邊，並將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33]政府特此頒發了批文，並於1848年8月將決議公佈在政府公報上。從信念和行動上看，他們都是狂熱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親和他的弟弟。當地的外族家庭對匈牙利持有的這種熱烈、真誠的愛國之心實在令人欽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貴族家庭不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這些自願融入匈牙利，並且成爲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時候，他們或許能夠容忍某種與生俱來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遜鐵匠，我認爲，我從他們身上繼承了某種特殊的、對我來講毫不輕鬆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執的“責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種即便經過幾個世紀的共生仍無法釋解的異類感和外族感。從精神上講，我們家是複雜而典型的天主教徒，這不僅是就“出生證”而言，從本質和觀念上說也是這樣。我們本能地迴避新教徒，在社會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們也出於本能地迴避我們一樣；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從來不提這個。

不管別人怎麼“接受他”、承認他都無濟於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煩惱。即使他擁有撒克遜人的血緣、德國人的名字、奧地利的貴族名銜，他還是覺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屬於這個世紀末的匈牙利貴族大“家庭”。在這個“家庭”裏，假如有誰能讓外人感到從其骨子裏散發着匈牙利貴族意識的話，那就是他了。他總是蒐集家族的各種證書和紋章，喜歡繪製王冠，還將我父親、母親的家族紋章合二爲一，設計出“統一的貴族家徽”（誰也不知道他從哪裏搞來的那些資料，因爲我母親是摩拉維亞[34]窮磨面工的後代，我懷疑她的家族從來就沒享受過貴族特權；另外，我母親和她的親戚們對這個問題根本就不關心）。這種“貴族行動”最終以特殊的方式使他獲得了一種傲慢而焦慮的內心表達：迴避州里的社交圈，從來不跟那些人爲伍。他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在波斯尼亞修建鐵路和隧道，後來搬到了阜姆[35]，在那裏受一家法國公司委託修建了一座供電站，至今都爲達爾馬提亞[36]海濱提供電力。在這期間，他結婚成家，娶了一位溫柔嫺靜的諾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劇作家的後代。我小的時候，曾在那個文學史上著名的諾格拉德城堡和園林裏度過許多個夏天。在那裏，叔父帶我閱讀了那位古代的、擁有不羈靈魂的、在雄性時代的黃昏近乎發瘋了的匈牙利天才劇作家寫下的許多詩歌。正是這種“文學的親屬關係”，使叔父在我眼裏頂了某種奧林匹斯的榮耀光環。事實上，他對文學懂得並不是很多。他還單身的時候，曾住在我家對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裏，活得“逍遙自在”，就像法國小說裏描寫的主人公，他僱用男僕，經常會扇僕人的耳光；由於這些原因，我小的時候很怕他，後來又對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階層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悽楚地隱居在諾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莊裏。在那裏，他就跟在我們中間一樣缺少“在家”的感覺，就跟他在同事們中間一樣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認識的人中第一個鄭重、公開的反猶分子；假如有誰提醒他說，就其本質而言，在那些憤懣掙扎的階層之間，這種“我的國家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姿態本身有着多麼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換句話說，具有猶太特徵，他肯定會感到非常震驚。

<h3>6</h3>

這棟樓裏有兩家“店”：白天，銀行接待往來的客戶；夜裏，樓下那家被稱作“咖啡館”的簡陋巢穴，通過女跑堂和賽豬遊戲掏空那些遊手好閒的市民的錢包。對於底層的喧譁，樓里人覺得十分自然，寬容地忍受。居民們，包括在道德問題上相當苛刻的家庭，根本不會因爲樓下有人在夜深人靜時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這家“咖啡館”對喜歡在白天喝咖啡、讀報紙的客人們不感興趣，因爲它白天根本就不營業。到了傍晚，滾簾纔會捲上去，幾張鐵皮桌靠牆擺放。“酒吧”裏面，染過頭髮、穿着入時、體態豐滿的女人們調蛋黃燒酒，沏俄羅斯茶。（那時候，香檳酒還屬於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即使闊綽的軍官們也很少能享受這樣的揮霍——另外，在我們這座城市，幾乎還沒有“闊綽軍官”這個概念，因爲騎兵團駐紮在離我們五十公里外的相鄰城市，而在我們那裏紮營的炮兵和步兵軍官們則更青睞樸實的喧鬧、蛋黃燒酒和廉價葡萄酒。）光臨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販子，趕集商賈，鄉村地主和來自周邊地區、偶爾過一次夜生活的猶太房客。“紳士”只有酩酊大醉時纔敢去那兒，這種時候，他們放下機械操控的鐵皮滾簾高歌狂舞，聲音大得能夠吵醒睡熟的鄰里；但是，對如此混亂的喧囂，居民們不可思議地予以容忍。“咖啡館”在樓下開了許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瑣事；在這座四萬人口的城市裏，總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維持市民們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納·安德拉什[37]，我從小就認識他們，能夠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警察局設在一幢意大利風格、帶有門廊、搖搖欲墜的老房子裏，不過大多數房間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帶油布篷的小推車從街頭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鐵桿兒酒鬼們會在那裏一覺睡到酒醒。賣淫，是一項較爲優雅、顯然也更昂貴的營生，每個夜晚都在我們樓下的“咖啡館”裏進行；有的時候，那裏也發生肉搏戰。有一天夜裏，整棟樓都被女人的尖叫聲驚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擁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樓長正揮着一把掃帚揍一個穿長筒靴、留八字鬍、模樣簡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販子，那傢伙用十個手指緊緊掐住一個麥黃色頭髮的咖啡館女招待那副本應該被溫情撫摸的柔軟肉體。那個場面相當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覺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臺上的一幕場景。估計這家夜店付了銀行一筆可觀的租金，所以即便它這麼擾亂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壞街坊鄰里的安寧，銀行依舊置若罔聞。很久以後，銀行纔跟那家夜店的老闆，那個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賦的吉卜賽頭領中止了合同，而且並非出於“道德理由”，而是因爲銀行要用那幾間房子：這個時候，銀行即便少了夜店的這筆收入，也已經能夠從容運轉。

爲了解決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裏也開了兩家公開的會所：一家稍微廉價一些，簡陋一些，開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緻一些，俗稱“官房”，開在兵器庫大街的一棟平房裏，去那裏消遣的都是官職較高的公務員和軍官。街頭的情愛勾當，則在大門緊閉的兩家會所之間矮房錯落的鮮花大街內進行，經營者不是私人業主，就是情愛街販。那是一個充滿歡樂、甜蜜的地下情愛世界。光顧那裏的不僅有未婚的年輕人，已婚男子和軍官也不少見；偶爾，當地神學院的一些年輕僧侶師生也會鬼鬼祟祟地閃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紀以來幾乎毫無變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戶、永遠緊閉的大門和用綠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牆，向路人們泄露了牆內的勾當。城裏的紳士們在“泡完咖啡館後”來到這裏，在“沙龍”裏享受午夜的歡樂，店主們經常調換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裏，這種地方我只去過一次，是的，當時我還相當年少，只有十三歲；後來出於羞慚之心，我再也沒有去過那裏，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訪，給我留下的記憶清晰而殘酷。那次是樓裏的一個男孩帶我去的，他是香料師的兒子，一個充滿野性、躁動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個明媚、寂靜的夏日午後，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溜進碉堡大街內的“廉價店”裏，緊張得牙齒打顫。大門口的撞鈴在走廊內迴響，大門的左側有一個掛着垂簾、堆滿特蕾西婭時代傢俱的房間。在鑲嵌玻璃窗的房門後面，有一位包着頭巾的老婦人坐在輪椅裏，看上去活像童話書中描繪的、《小紅帽與大灰狼》裏講述的那隻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過眼鏡好奇地打量我們並咧嘴微笑。我們朝庭院裏跑去，因爲香料師的兒子對這裏的地形已相當熟悉，庭院的一側有一面石牆跟街道相隔，底層和樓上的房門一字排開，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監獄或醫院裏那樣。我們連“姑娘”的影子都沒有見到。一隻翅膀被剪、已被馴服的貓頭鷹在院子裏散步。後來，樓上有扇門打開了，一個女人出現在懸廊上，她將鐵罐裏的水潑到庭院裏，然後轉身回到房間，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們。我們一動不動地緊貼牆壁，我那位愛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院子裏安靜得真跟監獄裏一樣。

過了一會兒，底層有一個房間的門被吱呀推開，一個女人出現在門口，她可能已經透過窗簾的縫隙窺視我們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們進她的房間。朋友走在前頭，我幾近暈厥、渾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緊隨其後。女人講的是帶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語，但別的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甚至記不得她是不是年輕，是胖是瘦，金髮還是黑髮。房間裏有一張佈滿污漬的長沙發，估計她剛剛起牀，因爲牀鋪上面還凌亂不堪，冒着身體的熱氣。鐵皮盥洗池歪斜不穩地靠在牆邊，牆皮剝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貼着一張用圖釘固定、字母是印刷體的《衛生忠告》。我認真地閱讀起來，與其說是感興趣，不如說是出於尷尬和侷促。“用簡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這是政府部門頒佈的《衛生忠告》裏的第一句話。牀前扔着幾雙男式皮靴。我們在牀沿上坐了一會兒，朋友努力表現得輕鬆自如，漫不經心，其實他心裏也很害怕；女人跟我們要了一支香菸，她坐到牀沿，坐在我倆之間，微笑地望着我們倆，一聲不語。

什麼也沒發生。後來，朋友給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38]的硬幣，我們從房間裏溜出來，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的逃跑，天色已近黃昏。那次歷險抵消了馬伊·卡洛伊[39]小說裏令人亢奮不已的色情描寫，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這類地方都失去了興趣，尤其對我那位“闊綽”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發之前，他用小說般的謊言欺騙了我，“在那裏面”，他跟我一樣緊張得牙齒打顫，跟我一樣不知實情。比方說，他告訴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觸跟我們以爲的截然不同（其實，我當時什麼都沒有以爲，一切在我的腦子裏都雲裏霧裏，所有不體面的東西純屬胡思亂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後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這是他從哪裏聽來的。後來，我對他的謊言產生了懷疑，於是我開始瞧不起他，不再樂意搭理他。

城裏還住了兩個“窯姐”，兩位年齡較大、並不怎麼漂亮的女人。她們在一條小巷裏租了一套住房，兩個人總是一起進出，如影隨行，臉上罩着面紗，戴着大風車似的帽子。她們倆在業內的男人圈裏，很受城裏那些風流男士們的尊重。其中一位綽號“檸檬”，另一位被學生們戲稱爲“橘子”。她們向那些有幸獲得她們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錢數，很可能超過鮮花大街的那些情愛街販和那些吉卜賽女郎或獨身女僕。或許也正因如此，她們被賜予“窯姐”的榮銜。不管怎麼說，“檸檬”和“橘子”是城市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鮮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頗像家庭主婦、看不出具體年齡、身材豐滿健碩的站街女郎，好幾代男人都從她那裏學到過情愛的祕訣。這位名叫“蘭凱”的老姑娘，城裏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認識她，就連嚴肅、寡言的警察們也都很怵她。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位老妓女贏得了某種類似家庭成員的承認。她曾是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遲早都會跟她產生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