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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關於“紅蟹”的傳說我只是耳聞，從來沒有去過那裏。在上個世紀末的80年代，紅蟹飯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歡樂谷，既神祕又華貴，城裏最高雅的紳士們愛去那裏。那裏經常發生奇怪的事情，這些事我是從一位樂觀開朗的叔叔那兒聽說的。那家神祕的“紅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們樓下的夜店神祕得多——是作爲國道旁的客棧修建的，位於幾公里外的城郊地帶。“主顧羣”的男性成員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們，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縱一下自己，他們就會到那裏去。當我也開始追逐這類銷魂的場所時，城外這家夜總會已經變成一家搖搖欲墜的鄉村小酒館。
婚外性生活就發生在這般簡陋的環境下，如果誰感到了飢渴，就在這類淺淺的泥窪中解渴。“通姦”和有夫之婦的“墮落”，似乎只在小說帝國裏纔有。我在小的時候，從來沒聽大人們傳過關於哪個“通姦”的“墮落婦人”的閒話；就連當地劇團的女主演們也處於嚴厲目光的監視之下，人們會“敵視”那些被發現“出軌”的人。
<h3>7</h3>
公寓很大，房間寬敞，窗戶密集，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在我的記憶裏，仍舊感覺到光線昏暗。也許是因爲在我小的時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們和家庭教師一起擠在“壁龕”內，在那個拱形棚頂、沒有窗戶、堆滿帶柵欄的童牀和學生桌椅的小屋裏度過的。“壁龕”將父母的臥室和飯廳連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門把臨街的飯廳分隔開，以防陽光投進屋內。我們就睡在那間屋裏，在那裏做家庭作業；倒黴或者“受罰”的時候，大人禁止我們跨出家門，我們只能在“壁龕”裏遊戲。似乎誰也未曾想到過，那間寬敞明亮、一個月都沒人進去的“沙龍”作爲孩子們的房間才更健康，更適合。可是，在家裏那個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間裏，所有的傢俱都用帆布罩着，那種布爾喬亞式冷漠的富麗堂皇，總讓我覺得好像屋裏死了什麼人。“壁龕”是一間光線晦暗、沒有氣流的悶熱小屋，那裏纔是我們真正的家；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就連“家庭教師”也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儘管家裏在白天陽光普照，我們卻應該在燈光下讀書。
我們家有五個房間一字排開，縱三橫二，三個臨街，兩個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間外，其他房間的面積都很大，通風良好。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寬裕的人家，對孩子房間的質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們溺愛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從不吝嗇。那時候，人們對“衛生”的看法頗有分歧。當時，“桿菌學說”把許多家庭主婦搞得神經兮兮。我認識一些老婦人，她們染上了潔癖，從早到晚地清掃灰塵，戴着手套在家裏爬上爬下，攥着雞毛撣子追獵“桿菌”。毫無疑問，市民階層的家庭主婦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讓漆光的傢俱一塵不染。前來串門的教母們在喝咖啡時，會對女友家裏進行現場檢查，如果哪個倒黴蛋家的女傭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當天落在鋼琴上的灰塵，訪客就會大呼小叫。我母親、兩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掃衛生。早晨用人打掃，“小姐”督查，隨後母親出場，就像閱兵式上的將軍一樣不留情面地嚴格檢查，她用手指在傢俱隱祕的縫隙裏又摸又抹，整個上午都用來追剿落網的塵埃。當時流行的口號是：無塵是“現代衛生”的先決條件。出於這個目標，很多家庭將孩子的房間粉刷成難看的顏色，狹小得如同儲藏室；鋼琴背後潔淨無比，而浴室裏的大多數地方卻很少光顧，不怎麼使用。我家由於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當高，尤其是我父母對於“身體潔淨”的觀念與衆不同，一點也不現代。無論冬季，還是夏季，年輕女傭每天早晚都要給浴室裏的鐵爐子生火，“小姐”則爲孩子們洗澡；但是根據市井常識，“洗澡太勤對身體有害”，因爲孩子們會因洗澡而變軟。在很多地方，浴室被當成堆破爛的庫房，儘管用人們進去洗東西，但也只能蜷縮在成堆的皮箱、晾曬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潔衣物的用具之間的昏暗角落裏。在我認識的許多人家，浴室裏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時才能恢復一天的本來面目。世紀末的布爾喬亞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時候才洗澡。不過家裏還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們家昏暗的浴室裏，也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我母親幾近絕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潔。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用掛鉤”，就像劇院裏的存衣處，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裏掛得滿天滿地，從來沒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塊地方屬於他。浴室裏永遠凌亂不堪，那裏是氣惱和煩心的溫牀。
要知道，“儲藏室”都要比孩子們的房間或浴室寬敞得多，整齊得多。在那個高大、乾燥、明亮的房間裏堆集了許多沒用的“存貨”和大量食品，像是儲滿面粉和豬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沒有肉鋪、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實上，家裏到處都堆滿了“存貨”：在我母親的衣櫥裏，在櫃子和抽屜裏，到處都塞滿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編織物和成團的棉花。我們囤購的“存貨”什麼都有，包括鞋帶和抹布。那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發作一次，那般得意揚揚地從購物街歸來，彷彿我們住在沙漠中的某個角落，剛從浩浩蕩蕩經過的大篷車隊那裏搶購回稀罕、貴重的二手貨。我們一麻袋一麻袋地購買麪粉，一桶一桶地購買豬油，買像磨坊風車那麼大的奶酪，無論買什麼東西，分量都不會少於一公斤。儘管家裏有大量的“存貨”，可我們還是省喫儉用，從不浪費。家裏已經有三個孩子哭嚷吵鬧，兩個女僕“消滅”麪包，廚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飯，而我母親每個月只領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費”，或許還能從中省出些“盈餘”……我們每天喫兩頓肉餐，我父親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飯。我母親讓廚娘做豐盛、油膩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養活七口人綽綽有餘。那時候，匈牙利人過着迦南[40]式既豐盛又廉價的日子；那時的廉價不是乞丐式的廉價，不像戰後那樣由於沒錢而讓人不得不精打細算，被迫賤賣傢什以換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價廉的和平時期，每個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那是一種優雅、富裕、物慾的生活。清晨，讓人感覺就像是家庭的節慶，命名日或婚禮日。我父親剛剛刮好鬍子，身上散發着科隆香水和光輝牌洗髮水的味道從浴室裏出來，走到精心佈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菸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過當地的報紙——我們訂的當然是教會的報紙，由主教出資編輯、在主教的印刷廠付印的《高地日報》——在等待熱茶從梅森[41]製造、繪有花卉圖案的瓷罐裏“涓涓流出”的空當，他匆匆掃一眼重要新聞。那是相當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親鼻子底下系鬍子的線繩仍繃得很緊，他只在喫飯時纔會解開它，並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小刷子，規規矩矩地向兩側梳理一下散發着光輝牌洗髮水香味的脣須。我母親與他相對而坐，餐桌兩側各坐一對孩子，他們偷眼觀看清晨舉行的這個隆重儀式。孩子們的早點是黃油小麪包配咖啡，冬天則配熱菜湯；他們欣賞父親用早餐時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彌補一切缺憾的高貴感。我父親用早餐的樣子是那樣的威嚴，那般的優雅；他身穿綢緞面料的菸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軟的小手舉止輕盈。每天清晨，飯廳裏都洋溢着寧靜的、父權家庭的仁慈氛圍。他喝的是香氣襲人的金黃色紅茶，茶裏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邊酌飲一邊喫臘肉、半熟的煮雞蛋、蜂蜜和匈牙利黃油。（他經常爲了黃油跟我母親爭吵，也不知道我母親是出於節省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她有時買回來丹麥黃油。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親看穿了妻子的“詭計”，從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將“丹麥黃油”扔進茅坑裏！）父親喫的麪包片需要給他單獨烘烤，我對他挑剔的用餐習慣表示諒解，這種“見過世面者的做派”持續了好些年。在我眼裏，這種“早餐田園詩”是布爾喬亞家庭的祭神儀式。只有那種獲取到了社會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纔會用這種緩慢而挑剔的動作準備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實上，我父親並沒有獲取到什麼特殊的地位；他身處的階層，是他本來就屬於的階層，正是這種歸屬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識，使他的態度和舉止變得至尊至貴。大凡屬於那個階層、生活質量優越的人，確實可以心平氣和地開始過一天的日子。
父親用過早餐後，並不需要到遠處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間，後來辦公區擴大了，佔用了走廊盡頭朝向庭院的三間屋子，他的大部分業務都在那裏辦理。我們一家人住在餘下的五間屋內；我父親在“沙龍”和飯廳之間單獨佈置了一個“談話間”或“吸菸室”，屋裏擺了幾個書櫃和新定做的傢俱。各種式樣特別的傢俱從當地的傢俱廠運來，那些令登門造訪的熟人讚歎不已的傢俱都相當“摩登”。“沙龍”是家裏最多餘的房間，一年也用不上幾次，因爲在當時，外地的市民階層對在西歐盛行的“沙龍”式社交生活還很陌生；通常，客人們圍坐在白餐桌旁，他們在飯廳裏喫罷晚飯，有時一直坐到天光破曉。即便如此，“沙龍”還是佈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傢俱上鑲嵌着珍珠貝殼，巨大的水銀鏡，寬大的黑漆桌，桌上擺着銀質的名片盒，裏面裝滿了地位顯赫的熟人們和偶爾登門造訪者印有全部名銜、官銜的名片，桌子上還擺有相冊、一隻大海螺和一枚我母親曾在婚禮上佩戴過的、存放在玻璃匣內的紫薇花環。在菸灰缸的水波里，一條青銅美人魚站在一個高臺上手擎火把，誰知道這是爲什麼……屋裏還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臘腸犬銅像，那是家裏一隻死掉的愛犬的藝術再現。此外還有許多銀製、銅製或大理石的“陳設”，就連雕刻的石塊也是從破敗了的梅森運來的。在帶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櫥櫃裏，整齊地擺放着我母親的藏書，其中有幾本是她在少女時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後來我父親送給她的禮物。許多銅製或桃花心木的陳設光亮、潔淨得一塵不染；這個本來就很多餘的房間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掃得越發精心。“沙龍”裏的傢俱還是我外祖父的傢俱廠特製的，所以我們纔開恩地沒在重新裝修時把它們扔掉。那些傢俱都是世紀末風格的工藝傑作，桃花心木與珍珠貝殼的奇妙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細刻成多立克和愛奧尼式立柱的樣子。總的來說，每件傢俱都別具匠心、不遺餘力地掩飾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並不是爲了讓人坐才製作的，而只是爲了擺在那裏。這就是我們的“沙龍”。必須承認，跟我小時候在鄰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風格的客廳相比，我們家的“沙龍”無論是在保守的品位上，還是在沉鬱的“風格”上，都更精美絕倫。跟匈牙利其他的傢俱廠一樣，那些世紀末“摩登”傢俱的設計和式樣，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廠每年仿照維也納流行的款式複製過來的，毒害了兩代人的審美品位。從“大法官時代”的彼德邁風格[42]，從寬厚親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無過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長毛絨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紀末流行的市民風格的傢俱，跟那些從世紀之交開始在匈牙利到處生產的福耳圖娜[43]寶匣一般矯揉造作的“瓷器櫃”、用葡萄串做裝飾的皮椅、帶玻璃門的臥室衣櫃或繃着紅絨布的扶手椅相比，還是擺在“古日耳曼餐廳”內的傢俱用途明確，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靈魂、讓人頭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裝飾品。牆角聳立着棕櫚樹；在長沙發上，在腳踏的地方，在扶手椅裏，到處都擺放着軟墊。掛在牆上的刷子袋上繡有狩獵場景的織錦圖案，站在寫字檯上的銀鹿用犄角託着幾支鵝毛筆，擺着貓頭鷹造型的銅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狀的大理石鎮尺，彩色的珠簾，壓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煙上的紙環精心拼貼成的壁爐守護神，羚羊蹄狀手柄的爐火鉤，用兩隻翅膀夾着一條捲曲青藤的搪瓷仙鶴，鐵鑄鍍銀、嘴叼名片的青鷺，許多用來遮擋窗戶或傢俱的絨布、毛氈和垂簾，爲了防止在某個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飄落的一粒塵埃，遮擋可能偷偷溜漏進來的一線陽光……總之，整個這一代布爾喬亞都是在這種室內陳設的環境下長大的。在我們家裏，或許我父親基於他出衆的品味，多少對這些沉重的遺產進行了揀選——但是，我們仍舊難以毫髮無損地徹底逃離那個時代的巨大陰影，在“沙龍”和書房裏，還是留下了一兩隻青銅鸛鳥或鑲嵌在皮畫框內、再現“鹿肉宴”場景的刺繡牆飾。這種“新家居藝術”——包括他們居住、穿着、閱讀和談話的方式——簡直是維多利亞時代沒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歐的闡釋。近代純淨優美的形式和華貴的傢俱，都被“獲得啓蒙的自由派市民階層”嗤之以鼻，被視爲一錢不值的破爛或祖母儲物間裏的遺物。的確，在那個年月，這種品位也是世界強權專制的結果。威廉皇帝或愛德華七世宮內最爲私密的起居室佈置，跟柏林某位皮膚科醫生候診室內的傢俱陳設沒什麼兩樣。在科孚島“阿喀琉斯宮”[44]皇帝房間的寫字檯前，高個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繃着皮面、可旋轉的鋼琴凳上，主人工作時也坐在那兒。假若與此同時，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內某市民家庭的門廳里居然掛着繡有狩獵場景的鞋刷布袋，這能不讓人歎爲觀止嗎？
<h3>8</h3>
書房裏，三個玻璃門的櫥櫃裏放滿了書籍。我母親的“藏書”其實早就變成了裝飾品，作爲“沙龍”陳設的一部分和過去的記憶；桃花心木櫃的櫃門很少打開。幾十部包有紅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長篇小說書庫”佔了我母親藏書的絕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國小說。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魯道夫·赫爾佐克，她最喜歡的書是這位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偉大的鄉情》。弗萊塔格的《借貸》爲黃色皮面，分上下兩部，擺在最顯眼的位置。此外還有布爾喬亞書庫不大感興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們認爲那些書“陳腐，傳統”。不過席勒還是可以躋身於藏書之列，尤其是他寫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書櫥裏還有一部《鐘聲》的豪華版。人們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驅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則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矇昧”，乏味無聊。我認爲，世紀末的市民階層讀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會超過在學校裏讀的《赫爾曼和多羅泰》[45]中的那幾首歌和長大些讀的《流浪者的夜歌》[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