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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一章</h2><h3>1</h3>
橋上站了兩名士兵，他們穿着瀟灑的繫帶式過膝長靴和灰綠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獵裝風格的運動裝。他們將戴着手套的兩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駛、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貨混編列車。
“快瞧啊，”我對妻子說，“這裏已經是歐洲士兵把守。”
我異常興奮地盯着他們，心臟已跳到了喉嚨口。我感覺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險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138]或斯坦因·奧里爾[139]。當時，我們兩人都很年輕。我剛滿二十三歲，剛剛結婚幾個星期。羅拉[140]坐在車窗旁，坐在這列已被法國人淘汰的列車上，這列火車曾經跑過巴黎沿線，如今被流放到臨近德國—比利時邊境的窮鄉僻壤——亞琛。包廂裏的窗戶缺了一塊玻璃，被扯斷的橡膠封條耷拉着，破舊的行李網低垂着，座椅裏頭露出了彈簧。“給他們用這個就不錯了。”當這列舊車被調到亞琛時，法國鐵路公司巴黎辦事處的人這樣想。的確，我們能搭乘這列火車旅行已經很知足了。我們坐在沒有玻璃的車窗旁，凍得渾身哆嗦，盯着那兩位“歐洲”士兵（從德國邊境起的幾公里路程，火車由英國人開），一想到這個我就牙齒打顫。
噢，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我們就像沒見過世面的非洲人！在我們眼裏，這一切是多麼“歐洲”啊：這列氣味酸臭、顛簸搖晃的火車，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銀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渾身蓋滿郵戳似的比利時檢票員，那盞掛在車廂棚頂、光亮微弱、噝噝作響的煤油燈，那張可以從考薩旅行到波普拉德菲爾卡的火車票……毫無疑問，車廂破爛座位上垂下的穗子，還有我們在沿途火車站購買的菸灰色、很難喫的法國巧克力，對我們來說都很“歐洲”。夏末帶着尖酸煙味的“歐洲”空氣吹進了包廂，包廂內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焦慮和自我意識，都讓我們感到自己非常的“歐洲”。我們牙關咬緊，內心堅定，我已經感覺到巴黎正在向我們招手……（後來，在所有誤入巴黎的中歐人身上，我都能體會到這種渾身發抖的優越感）我們是多麼的好奇啊，激動得感覺脊背躥涼。那時候，我們已經讀過“全部的法國文學”——我讀了左拉的書，讀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幾部小說，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譯本的作品我都讀了；多多少少我聽人講過一點柏格森，我“瞭解”法國曆史，但主要是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到現在的這一段歷史。
我們知道法國香水和頭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讀過波德萊爾的幾首詩。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奧迪[141]曾在那裏駐足徘徊，咀嚼他那類人命運的痛楚，與此同時，他們肯定喝了許多苦艾酒，摟抱過許多“穿蕾絲襪的法蘭西女郎”。是的，我們並不是野蠻人，我們預習了許多西方的功課。瞧我們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國人一模一樣？（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打扮得比法國人“更優雅”，我們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顯的不同。）我們是否拜倒在法國女郎的石榴裙下，過着優越、舒適的市民生活？我們是否跟女教師克雷門汀學習法語？我們的女士們是否緊追“最新潮的法國時尚”？……沒有，但我們確確實實瞭解了西方文化，我們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們的階層和我們的教養不會讓我們在那裏感到自慚形穢。
既然這樣，爲什麼我們還要坐在西方人派來接我們的冰冷、腌臢的車廂裏？爲什麼我們懷着羞怯與驚恐坐在這兒，就像鄉下的親戚進城拜訪有錢有勢的大人物那樣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來，“西方文化”套在我們身上有點鬆鬆垮垮，就像讓非洲人穿燕尾服。我們的神經出於自罪感而進行反叛。我們在歐洲的大門口開始懺悔，“西方”畢竟不同於阿納托爾·法朗士著作蹩腳至極的匈牙利語譯本，不同於奧迪的巴黎印象，不同於法國時尚雜誌和法國刮鬍刀，不同於在學校讀的歷史課本，不同於在家鄉日常會話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頂的法語發音。我們開始猜測——其實只是出於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對周圍氛圍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們國家所理解的並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個房間都有蒸汽供暖，有僱用的僕人、書櫥裏的歌德著作、優雅的紳士談吐、對奧維德[142]和塔西佗[143]作品的瞭解，這所有的一切只不過是對一種文化最表面的接觸，跟我們現在前去造訪的另一種真正的市民社會只存在皮毛的聯繫。我們通過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經感覺到困惑，感覺到在南特[144]做一位市民跟在我們的“大城市”考紹[145]不完全一樣；在我們家鄉，市民們感到尷尬內疚，我們試圖像小學生一樣勤奮地履行市民階層的義務，不遺餘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們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種生活方式裏，並沒有特別的階層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環視四周。我感到恐懼和緊張，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一遇到某道難題，就想通過自身的勤奮和讓他人敵視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符合歐洲氣質。
羅拉聰明地坐在車窗旁，望着歐洲沉默不語。在後來的現實生活中，也總是出現這種情況：我說話，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們倆相識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話般的童年時代，換句話說，我們只使用符號性的語言；從我倆出生的那天起，我們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個階層、同一個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氣，當然，我們遇到的事情並不取決於我們。她用聰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爲她帶着與生俱來的危機感來到歐洲，她知道，“她必須格外小心”。我則左顧右盼，坐立不安，口無遮攔地喋喋不休。她靜靜地聽着，偶爾說一句這類的話：“在柏林要多買些漱口水。現在那裏肯定會便宜一些。”我在過邊境時想到的是，柏林的菸斗或長筒襪吊帶會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說的要買的是這些東西，會更合我意。
“歐洲士兵”走到車窗前，他們踱步的樣子，就像家鄉的老爺們晚上打完獵回家。按照英國人的習慣，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車廂，不給憑據。我問他們，到了巴黎我怎樣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時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顯得非常驚詫。
“他們會相信嗎？”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