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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寫什麼呢？我不知道。寫我“喜歡”的東西？還是不管我喜不喜歡，都要“不計後果”地寫我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不計後果”是一個愚蠢、可憐的年輕人的口號，我在寫作中經常喜歡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從來就不會“不計後果”——總會有一個要比絕對性原則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討價還價，很容易爲討價還價找到“道德”上的解釋。我開始寫作，當然不只是寫“我不計後果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我經常寫一些並不需要說服自己去寫的東西；我寫我即興想寫的東西，寫剎那間在空氣中顫抖的東西，寫幾乎觸摸不到、剛好需要講述但並不那麼“重要”的東西。每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感覺發生了什麼大事，有什麼真相被披露，我錯過了機會，但是一切可以從頭開始。隨後，我天天寫作，只因爲在這座城裏的某個地下室內有一臺每天半夜都開始運轉的機器，這臺機器每天夜裏都要喫東西，喫紙喫墨喫血喫神經，每天都在同一個時辰要東西喫，沒法跟它討價還價。我拼命寫作，因爲有某項法律強迫我寫——並不是約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層、更復雜的法律；有一份綁縛我自己、綁縛我神經、綁縛我個性的契約強迫我寫。新聞寫作不可能讓人“習慣”，不可能讓人樂在其中；記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負責任的文字能夠摧毀愛的信念；做這份職業不可能放慢節奏；假如一位記者“不計後果”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那也不是很負責任——存在多種真相，每種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許多年過去了，我寫了數以千計的文章，每天都寫一兩篇，因爲機器在午夜開動，因爲每天下午都“發生着什麼”，有時在隔壁街道，有時在坦噶尼喀[341]。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長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經地盯着我說：“當心。”我們坐在編輯部裏，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悶熱房間內。“當心，”他說，並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人很長時間都以爲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識到，他早就開始花本錢了；可這時已經晚了……”我憐憫地聳聳肩將訪客送到門口；之後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當心。新聞寫作也是種鴉片；它可以讓人毀滅，但在毀滅之前給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遺忘。我有時疲憊，有時疑惑，有時過度亢奮，有時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寫，就像醫生每天做手術一樣。彷彿有某種特殊的毒素在記者的神經系統裏作用，侵蝕，讓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點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處於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種故作的興奮：每天都有誰殺了人，每天都有誰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誰在某個地方撒彌天大謊，每天都有誰做虛僞之事，每天都在發生着“什麼”。源於腐臭、悲涼的生活原態，我用筆尖劃拉出旁枝末節，即便這樣，它也是某天某地人類悲慘生活的芽孢桿菌，某種致病源；我相信，這就是新聞寫作……或許，其意義最多也不過如此；揭示什麼，並同時相信，我們揭示出什麼事情或什麼方向……每天下午三點左右，我的神經系統彷彿被通上電，開始用觸角和犄角觸探世界：我埋頭在國內外報紙堆裏搜尋關於這一天的、必須講給什麼人的瑣碎事件，我必須講給自己或講給別人，否則就會難以忍受，就會喪失活着和寫作的意義——有時拐彎抹角，有時非常拐彎抹角，有時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講的東西——隨後，我開始感到特別的恐懼、“高壓”、焦慮和持續幾小時不會消失的緊張，直到我被迫坐到寫字檯前，不管寫得好壞，我都要寫下我相信自己能夠講述並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東西，或慷慨陳詞，或結結巴巴，或精神抖擻，或麻木笨拙。
好記者總是很好鬥——即使在認可、同意或祝福什麼的時候也一樣。記者固執地探究生活現象，阿們，確實相當無聊，不大討人喜歡。在馬戲院裏，人們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獸出場，將所有誤入鬥獸場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我意識到，在每天下午六七點之間，我會機械性地嗅聞血腥，洞察詭計與出賣、敲詐與不公，我到處機警地捕捉“官員的醜行”、世界政要的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執念頭。我意識到自己這副“好鬥記者”的架勢，於是我開始用懷疑的目光審視自己。世界充滿了卑鄙和詭計——但有的時候，我很想能夠理解這些作爲記者只能譴責和揭露的東西……尤其是，這是一種劇毒的鴉片，作家不可能毫無危險地吸食過久；憑着機械性的懷疑和趾高氣昂的傲慢，記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兩類人，一類還沒有被發現，另一類已經“被發現了什麼”；慢慢地，作家也被培養成了公訴人。是的，每個人都可疑……在那些年裏，我近距離地看到了令人驚歎不已的死亡舞蹈，許多榮耀的名字、人類光輝的榜樣、富豪和當權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們，轉眼就沉入時間的潭底，消失得無蹤無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還跟他一起在城裏的上流圈子裏共進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額頭中彈躺在工作室的長沙發上，或透過監獄的鐵窗朝外叫罵；有一位半神之人，頭天在他的辦公室門前還擠滿了全國各地的名門貴族，第二天他就結結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問——每個人遲早都會被“收進專欄”，我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天成爲文章的素材。這種視角並不特殊；但實際上這就是新聞寫作……
作家有時喜歡解疑消歧，有時喜歡贊同什麼，願意說“對”……有時候在作家眼裏，記者揮舞兩把寶劍，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戰鬥。我學會了，一位好記者要緊緊把握住他的怨憤、譴責與反感；出擊時，要同樣相信自己的憤怒；這種團結是記者的信念。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意識到這點：我並非無條件地相信自己的憤怒。總有一天我必須做出抉擇：當作家發聲時，記者必須沉默，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兩面都信，不能在一天裏的另一個時段“理解”你在編輯部上班時無條件地厭惡但又不得不寫的東西……總有一天我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詭詐必須由我剷除；是的，我也不再無條件地相信那些寫在紙上、長了翅膀、迅速橫飛的詞語能在世界上改變什麼。一種困惑不安、令人暈眩的感覺將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懸崖峭壁上低頭俯視。我開始在意我所寫下的所有文字；我寫的東西比以前少了，雖然寫得少了，但表達的內容卻越來越多。
<h3>9</h3>
與“布達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誰都不認識。有一段時間，我試着參加各種“聚會”；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嘗試。出於天性，我孤身獨處，甚至有意避開人羣。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對我的挑戰，一個個熟人轉身離去，似乎都缺少足夠的氣力完成他們擔負的任務。我戰勝怯懦，接受了“挑戰”。這一切其實是多麼簡單……這種因爲怯懦而故作傲慢、因爲惶惑而佯裝瀟灑、剛剛啓程就好高騖遠的佩斯生活！它缺少兩三百年連巴黎雜貨商都受到過的社交預科培訓。它缺少沙龍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個性化。佩斯的沙龍是多麼富麗堂皇啊！還有那些晚宴！多麼富裕、奇特、神祕、豐沛和顯貴，與之相比，一切都顯得簡陋、湊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們的餐桌前，時刻期待暗門打開，好發現什麼不堪的祕密……通常來說，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會在幾個月或一年後發現“什麼”——發現這些財富都根基不牢，這些沙龍全危機四伏，稍遇風雨，便不堪一擊！
佩斯的社交帶着某種機敏、洞察、個體的色彩，德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機關算盡的進攻性。佩斯生活的舞臺是那樣狹小，人與人之間瘡疤相蹭，與其說是相互接觸，不如說是短兵相交。法國的“社交”完美、諧和、圓熟、順暢，充滿精心打造的轉折點，行之有效，沒有危險，好像纏了護膝的人在對打，讓人聯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聯想到貴族傳統中風度優雅的花劍、拳擊或摔跤。戰前佩斯咖啡館的智慧和博學，後來也作爲一張王牌保留在社會遊戲中；在咖啡館裏，人們可以知道每個人真實可信的個人隱私或財產祕聞，可以獲得某種身體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裏才能夠獲得的人類知識，比方說，作家的頭髮有口臭味，女人的嘴裏有腳汗味……佩斯人的交談總是圍繞着“爲什麼”和“針對誰”之類的口水話題；低俗的劇院小報信息無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稱：較高貴的人物也過性生活；作家、演員、伯爵和銀行家們經常垂青於城裏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鋪在一部新小說和一位金髮女演員身上，愛好藝術的紡織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內一位女工藝美術師——通常還要表明這個半官方的佩斯人觀點，人們還長有性器官。消息靈通的佩斯中產階級津津有味地“談論”，在這一方面，基督徒跟猶太人沒什麼兩樣，利普特城區跟尤若夫城區沒什麼兩樣，但有羞恥感的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私下讀這類小報。這類由單位主辦的新聞媒體經常會以直接、粗俗的機謀侵犯個人的隱私權。佩斯人喜歡樂此不疲地談論這個國際性的可悲祕密：不僅在異性之間，有時在同性之間，人們也喜歡彼此相愛。如果他們此刻沒有“交談”，那就會打牌；但我對所有技術性的娛樂都感到厭惡。有一段時間，我試圖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禮；但後來我還是逃回了布達。在我的記憶裏留下了幾次怪誕的佩斯“社交晚會”，那裏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煙和利口酒放在哪兒，因爲他們是幾小時前剛從附近的賭場借過來的；那裏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們在那裏談論最新“緋聞”，猶如談論股票行情。
我極力忘掉這個世界。我孤獨地住在布達。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現出一個高貴、優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獨並沒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遠像一個誤闖進城的鄉下人，但在“那邊的家”，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區，我逐漸熟悉了那裏的房子、廣場和人，我就像一個到一座小城過退休生活的外鄉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達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蓋或綠樹蔥蘢的古老城區，滿眼教堂的鐘樓和風格過時的屋頂——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這幾條街道，城堡內的散步，附近幾家破敗的咖啡館和瀰漫着黴味與地下室潮氣的小酒館，這份孤獨，以及構成我孤獨邊緣的人的面孔，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對我來說有了一點家的感覺。現在若讓我離開這裏，我會心懷牴觸，情緒低落；在國外時我想到的是布達，一想到布達的街巷，就會感到暖心的親切，那種親切，就像一個鄉下人在陌生之地聽人提起他家鄉的名字。我已經瞭解了“克麗絲蒂娜”的祕密，熟悉了“摩登”農貿市場屋頂上沒標數字的新式塔鐘，鐘面上用線痕來標示時間——“那麼布爾什維克”，連女僕們都這樣說，我慢慢理解了她們想說什麼。我孤獨地生活，不過時間長了，我也結識了幾個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個壯漢，隔壁養老院的一位老演員，上夜班的跑堂們。我跟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講演，好像我總想說服誰。肯定我自身有什麼問題。也許，創傷和忌妒是我膽怯、羞澀的根源——我害怕聰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會覺得我很可笑。這種忌妒是病態的，不公正的；但我從來未能徹底戰勝它。“布達生活”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深潛，越來越封閉。我緊密、決然地讓自己的生命附着於這種生活的環境、氛圍與模式。一個人一輩子可以多次安“家”。布達曾經是一個家。
作家們孤獨地活着，好像在一座塋窟裏，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謂的“文學生活”，看起來不過是爭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們全都生活在這麼小、這麼擁擠的地盤上，所有人都啃同樣薄片的麪包。在這裏能“得到”什麼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麼——頂多也只能繼續工作，有時可能會聽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澀無力的回聲……是啊，我們該寫什麼呢？當我剛回到家鄉，人們帶着敵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館內這樣問我，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理解了這個問題。每個星期我都在環路上的報刊亭買法文週報，書商每個月給我寄來國外雜誌——有時候，我內心狂跳地埋頭閱讀報刊上的訊息，就像一個遠在天邊的旅人，由於遠離了能爲人類精神給養、使其開花結果的巨大暖流，已經不能完全準確地理解文字的含義，他只能連猜帶嘗，通過貨樣揣測新產品的滋味……我從遠方關注幾樁重要事件，但是關於新動向、年輕人、“運動”的消息只能經過篩濾和稀釋才傳到這裏。我只聽到世界充滿威脅的衝撞聲；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烏合之衆，我們懷着緊張和恐懼試圖及時“組織起來”，締結同盟或聯手防衛，抵禦內容未知、陰影不祥的災難。毫無疑問，這些集社結夥的嘗試最終總是失敗。作家們依然孤獨。我們的本性和命運也就這樣。
在佩斯，有時我坐到環路邊的長椅上，饒有興味地觀看“嘈雜混亂的首都生活”。在這裏我過着徹徹底底的孤獨生活，彷彿被人逐出了邊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