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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國家圖書館,我注意到一則書評,我記得評論的是保羅·福爾(Paul Fort)[3]的雜誌《詩與散文》(Vers et Prose),書評中說這本能在巴黎六區劇院街七號的A.莫尼耶書店裏購買到。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書店,也不熟悉劇院區這個地方,但是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力量把我往那裏拉,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即將發生。我過了塞納河,很快到了劇院街,街那頭的劇院讓我想到普林斯頓殖民地時期所建造的那些住宅。這條街的半當中靠左邊有一家窄小灰暗的書店,門上寫着“A.莫尼耶”(A Monnier)[4]的字樣。我凝視着書店櫥窗裏擺出的書籍,這些書可真令人興奮,然後我往書店裏窺視,看見沿牆的書架上擺滿了用閃閃發亮的透明紙包着的法文書籍,這些書正等着送到裝幀師那裏去裝訂,有時這種等待要很久。書店中這處那處還有些作家的畫像。
一個年輕的女人靠桌而坐,無疑她正是A.莫尼耶本人。見我在門外猶豫,她很快起身給我開了門,把我讓進書店,非常熱情地和我打招呼。她的這種態度讓我喫驚,因爲法國人對素不相識的人向來都不熱情,後來我才知道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天生就是這種性格,特別是如果她碰到的是來自美國的陌生人。那天我穿戴的是西班牙式的外套和帽子,但阿德里安娜還是一眼就看出我是美國人。“我非常喜歡美國。”她對我說。我回答道我也非常喜歡法國。以後我們的合作將證明,我們倆說的都是真心話。
我站在敞開的門邊,突然一陣大風把我的西班牙帽子吹到了街上,它直往前滾,A.莫尼耶趕緊出去追帽子,她雖然穿着長長的裙子,但速度竟能如此之快。在帽子被車輪子軋到之前,她一把抓住了它,然後小心拂去帽子上的灰塵,將它交還給我。然後我們倆都大笑起來。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身材結實,她的膚色很淺,就像北歐人一樣,她的臉色紅潤,前額光潔,筆直的頭髮梳往腦後。最動人的是她的眼睛,它們是藍灰色,稍往前突出,讓我想到威廉·布萊克的雙目。她看上去充滿活力,她的衣着與她個人的風格非常相配,有人曾描寫她的衣着打扮是混合了修女和農婦的特點:她的長裙一直拖到腳面,上身是白色的絲綢襯衫,外面罩着緊身的絲絨背心,她的衣服不是灰色就是白色,色調就像她的書店一樣。說起話來,她的聲音高昂,她的祖輩們都是在山中生活的,肯定習慣了從這山喊到那山。
我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坐下來,當然,我們的談話內容都是關於書。她告訴我她一直對美國文學很感興趣,她的圖書館中收集了所有她能弄到手的美國文學的譯作,最早收集的是她最喜歡的作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作品。我告訴她她一定會喜歡《白鯨》(Moby Dick),但此書當時還沒有被翻譯成法語。(讓·季奧諾的譯本後來纔出版,阿德里安娜確實喜歡此書。)她沒有讀過多少當代美國作家的作品,因爲這些作家在當時的法國還不爲人所知。
對於法國當代文學,我還是一個新手,阿德里安娜得知我鍾愛瓦萊裏(Paul Valéry)[5]的作品,而且還收藏了一本他的《年輕的命運女神》(la Jeune Parque)時,她就覺得我這個新手還不錯。我們倆達成共識,都認爲我應該繼續閱讀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6],我在美國已經開始閱讀他的書了。她還答應幫助我閱讀詩人克洛岱爾(Paul Claudel)的作品。就這樣,我就成了莫尼耶圖書館書友之屋的會員,開始的期限是一年,當然,我的會員資格以後是延續了許許多多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幾個月裏,槍炮聲離巴黎越來越近,我也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灰暗的小書店裏。常常有法國作家們順路來訪,有的剛從前線下來,還穿着一身軍服,他們和她進行熱烈的討論,有一位總喜歡坐在她的桌子旁邊。
還有那些我從來不會錯過的朗讀會,圖書館的成員們被邀請到書友之屋中,傾聽那些還沒有出版的手稿的朗讀,這些朗讀或是由作家親自進行,或是由他們的朋友代替,例如瓦萊裏的作品就是由他的朋友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7]朗讀的。小書店裏擠滿了人,有的幾乎是擠坐在朗讀者的身上,大家都屏住呼吸傾聽着。
我們聆聽了穿着軍服的儒勒·羅曼朗讀他以和平爲主題的詩作《歐洲》(Europe),聆聽了瓦萊裏闡述他對埃德加·愛倫·坡的詩歌《尤萊卡》的看法,安德烈·紀德也朗讀過好幾次。其他在那裏朗讀過手稿的作家還包括:讓·施倫貝格爾(Jean Schlumberger)[8]、瓦萊裏·拉爾博(Valery Larbaud)[9]、萊昂——保爾·法爾格(Léon-Paul Fargue)[10]。偶爾,也會有艾瑞克·薩蒂(Eric Satie)[11]和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 Poulenc)[12]參加的音樂節目,後來參與進來的還有詹姆斯·喬伊斯,當然,那是在莎士比亞書店和書友之屋聯手之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