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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從許多不同的國家來到莎士比亞書店,在二十年代初,有一位顧客來自於我們當時稱之爲俄國的地方,他就是塞吉·愛森斯坦(Serge Eisenstein)[11],他是位偉大的電影藝術家,總是充滿着許多令人興奮的新念頭。他也是我所遇到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對於文學界中發生的一切都非常關注,充滿激情地崇拜着喬伊斯。他非常希望能把《尤利西斯》改編成電影,但他又告訴我說,他對於這本書裏的文字實在太崇拜了,所以,不願意因爲電影的侷限而犧牲其文字。
愛森斯坦後來又回到巴黎,他把我和阿德里安娜請到俄國大使館,在那裏給我們放映了他的新片《總路線》(The General Line),並向我們陳述了他有關這個主題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如此之多,在電影所給定的時間裏,他連其中的一半都沒有表達出來,他可能也無法在特定時間裏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
我和愛森斯坦達成了一個協議,我爲他提供新的英文書籍,與他交換當代俄國作家的作品。從他寄給我的書來看,在那段時間,俄國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文學作品,也可能因爲當時的翻譯沒有跟上。
蘇聯外交官李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12]一家也到書店來過,艾維·李特維諾夫夫人是英國人,而她丈夫幾乎就可以算是愛爾蘭人,他在都柏林上的大學,還是喬伊斯的校友。李特維諾夫家的孩子們的照片也被加入我其他小客戶的照片當中,讓我記憶最深的是湯妮亞(Tania)。
我的客戶和朋友還包括一位中國語音學教授(他有一對雙胞胎孩子),其他還有柬埔寨人、希臘人、印度人、中歐人、南美人。當然,我的客戶中的大部分仍是美國、法國和英國人。
珍妮特·弗萊納(Janet Flanner)[13]是我最早的美國朋友之一,她後來一直使用的是筆名熱內(Genêt)。在二十年代,她常常在我的書店進進出出,有一次,她要去羅馬,在去火車站的路上,她特地叫出租車到莎士比亞書店門口停了一分鐘,就是爲了要送給莎士比亞書店的圖書館兩本精美的藝術書籍。阿德里安娜後來借了這兩本書,她對裏面的插圖實在太喜歡,過了許久才很不情願地還給圖書館。
珍妮特·弗萊納總是在旅行,她是位四處漫遊的作家,她不是在倫敦,就是在羅馬或其他地方。她才華橫溢,又很用功。而且,我可以證明,她也總是能找到時間幫助別人。有一次,爲了對她的幫助表示感謝,我送給她一本《尤利西斯》,裏面還夾着一頁作者的手稿。許多年後,當喬伊斯的作品已經能賣到很高的價錢時,她問我是否反對把她這本《尤利西斯》賣給一家著名的圖書館,當然,出售此書得到的收入都會歸我。這就是珍妮特·弗萊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