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客和朋友 (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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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時，《生活》雜誌的一位攝影師拍攝了一張劇院街十二號的兩位老顧客在一起的照片，他們是珍妮特·弗萊納和歐內斯特·海明威，這個構思可真棒。

另外一位我早期的朋友是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4]，他總是來去匆匆，我與他見面的時間是在他出版《三個士兵》（Three Soldiers）和《曼哈頓中轉站》（Manhattan Transfer）之間，但每次都只是驚鴻一瞥。有時候，我也見到他與海明威在一起，有一天，在午休之後我重開店門時，我注意到有人在門下塞了張東西，那是一張約翰·多斯·帕索斯的照片，因爲我曾告訴過多斯（我們當時都這樣稱呼他）我需要一張他的照片，這樣可以擺放在書店中作家肖像的收藏中。

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15]幾乎和海明威同時來到莎士比亞書店，他曾經和年輕的海明威夫婦交往很多，並且常常到書店來。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他是最有禮貌的。他很害羞，言談舉止就像位年輕的助理牧師，和當時同在巴黎的其他人相比，他的背景和他的同代人很不同。我喜歡他的作品《卡巴拉》（Cabala）和《聖路易斯雷大橋》（Bridge of San Luis Rey），而且，我覺得雖然他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非常謙虛。法國人崇拜他的《橋》，簡直認爲此書就是法國文學作品，或至少是法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在我二十年代的這批朋友們中，他們互相之間的區別可真大，例如懷爾德和麥卡蒙。美國就是這麼地大人多，各種人物都有，如果忘了這點，你簡直就無法解釋他們怎麼會那麼不同。

我一直很喜歡桑頓·懷爾德，也一直很景仰他，所以，過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他幾乎從劇院街上消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克利斯汀街上[16]，我的心中就有些遺憾。但是，我絲毫沒有覺得這對我們之間的友誼有什麼影響，他只是因其他事務前往別處而已。舍伍德·安德森也是這樣，他也越來越經常去克利斯汀街，也就是說，更常到斯坦因家裏去了。

藝術家曼·雷和他的女弟子貝倫尼斯·阿伯特（Berenice Abbott）[17]（她曾經做過一段時間他的助手）是“圈內人”的專業攝影師。我書店的牆上掛滿了他們的攝影作品。能夠被曼·雷和貝倫尼斯·阿伯特拍照，就說明你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了。我覺得對於曼·雷來說，他最感興趣的已經不是攝影，當時他在前衛藝術運動中已經小有名氣，是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流派中的成員。

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商週刊》（Publish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關於莎士比亞書店的文章，引起了許多美國書商和出版商的注意，而且激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所以，以後他們有機會來巴黎時，總要到我的書店裏來看看。能夠引起業內媒體的關注，我們也挺得意。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莫瑞爾·科迪（Morrill Cody）[18]，他的另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的男主角是酒保吉米，海明威還特地爲此書寫了序[19]。就像我二十年代在巴黎的許多朋友那樣，莫瑞爾·科迪以後也是成就斐然，在美國和法國的文化交流中，他已經做出，並且正在做出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