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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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十年代，塞納河左岸的風景改變了，所謂“迷惘的一代”——其實這一代人真的不應該用這個名字來形容——已經長大成熟並且功成名就。我的許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國，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懷念過去發現某一家小型文學評論或小出版社的那種樂趣。二十年代是一個讓人愉悅的年代，因爲那時剛從一次世界大戰中走出來，而三十年代則要進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戰中去，並且面臨着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裏，有幾位好朋友還是留在拉丁區裏，海明威在聖蘇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麥克萊許夫婦計劃在盧森堡公園附近定居下來，我們不得不和龐德告別，因爲他更喜歡意大利的拉普羅（Rapallo），但是我們還有喬伊斯，尤金和瑪麗亞·約拉斯，雜誌《變遷》，還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和艾麗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於聖母院廣場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鋸木場的樓上，他的許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裏寫成的。埃茲拉·龐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們常能看到他戴着絲絨的貝雷帽走出走進。凱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館也在那裏。

凱瑟林·安妮有一隻長得很帥的名叫船長（Skipper）的公貓，它的女主人很會做菜，船長也就越來越胖。凱瑟林發明了一種瑞典式的運動系統，將滑輪掛在一棵樹上，這樣可以強迫船長在花園裏鍛鍊身體，但是，船長天生就不是苗條的那種貓。

有一天，船長死裏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門那裏看路人過往，有一個女人居然要把它裝進一個大筐裏，幸虧它的女主人出來及時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貓！”如果晚一分鐘，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許多肥貓失蹤，因爲他們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經邀請凱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國婦女俱樂部裏去做過一次演講，一般來說，我是不喜歡“演講”之類的活動的，但是，她的演講，就像她平時說出的話和寫出的文章一樣，非常精彩。後來，她也把演講的打字稿送給我保存。

二十年代末，阿蘭·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筆獎學金後第一次來巴黎時，我們就成了朋友。現在，他帶着妻子卡羅蘭·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凱瑟林·安妮·波特一起與他們見面。我覺得這兩位的作品雖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兩極，但在當代文學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對他那一代詩人進行一個總結，我認爲阿蘭·泰特應該佔到比較高的地位。這些詩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獨特，他們的原創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讀阿蘭·泰特的詩作，就像閱讀優秀的英國詩歌一樣，讓人心曠神怡。

塞納河左岸的蘇讓別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動的中心[12]，從二十年代開始，文壇上就能聽到他的聲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聲音更響了。他有一位長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愛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倆一塊來找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寫作的《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將文學與性愛相結合。我建議他將手稿給傑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這位文壇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歡那種赤裸裸的性愛主題，他出版了《北迴歸線》、《南迴歸線》（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歡米勒自己在蘇讓別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着是一本書名很有龐德風味的小書《金錢以及它如何變成這樣》（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後一次聽到有關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開信”，標題爲《你要拿阿爾夫怎麼辦？》（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閱讀的人很快就會知道他到底想說些什麼。

托馬斯·伍爾夫（Thomas Wolfe）在《時光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後沒多久[15]，就來到巴黎，也來了我的書店。他說麥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給了他一張支票，然後把他送到開往歐洲的船上。他談起喬伊斯對他的創作的影響，還說，他正在試圖擺脫那種影響。毋庸置疑，伍爾夫是一位極有天賦的年輕人，但是對人情世故卻有諸多不滿。他到巴黎來時，帶來一封給阿德蓮·瑪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紹信，後來，是瑪西夫人一直像母親一樣地照顧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別人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