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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多少少了解一些。”馬普爾小姐說，“如今這已經是常識了，雖然我不懂化學或技術方面的知識。”
“這位主管是個頗有經驗的人，他明確地告訴我爲何他如此渴望知道我的結論。憑藉經驗，他越來越覺得這個犯人非常特別，直說了，他覺得這個男孩兒並非兇手。他認爲他不屬於殺手那一類人，完全不像他之前見過的殺人犯。他認爲這個男孩兒是不可能改過自新的，無論你怎麼教他，對他說什麼話，都無濟於事。然而，與此同時，他也越來越覺得針對男孩兒的判決是錯誤的。他不相信這個男孩兒殺了一個女孩兒，先勒死她，接着毀容，並把她的屍體推進水溝。他無法讓自己相信這一點。他翻閱了卷宗，證據似乎非常充分。男孩兒認識女孩兒；案發前，兩人在很多場合被人們看見；人們猜測他們上過牀。還有幾點：在現場附近有人見過他的車，他本人也被認了出來，等等。判決公正。但我的朋友對此非常不滿。他一向對正義有強烈的直覺，他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想要——說白了，他想要的不是警方的結論，而是從醫學角度出發的專業意見。那就是我的領域了，完全歸我。他讓我去見那個年輕人，跟他交談，對他進行專業的評價，並告訴他我的想法。”
“非常有趣，”馬普爾小姐說，“是的，我認爲非常有趣。畢竟，您的朋友——我是說那位主管——是個有經驗的人，一個熱愛公正的人，一個您願意聽從其意見的人。您大概聽從了他的意見吧。”
“是的，”旺斯特德教授說，“我很感興趣。我去見了研究對象——我這樣稱呼那個年輕人，用不同的方式接近他。我跟他談話，和他討論審判中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我告訴他哪些部分可能對他有利，從而打倒一位御用律師。我像個朋友一樣去接近他，有時又像一個敵人，以便看到他不同的反應。我還對他做過很多體能試驗，如今這些都很常見了。我不會跟您深入談論這些的，純屬技術問題。”
“那麼，最終您得出了什麼結論？”
“我想，”旺斯特德教授說，“我的朋友可能是對的。我不認爲邁克爾·拉斐爾是兇手。”
“您之前提到的更早發生的那個案子又如何呢？”
“當然對他很不利。但那不是陪審團的意見，他們不會聽陪審團的意見，重要的是法官的最後陳詞，那是法官的意見。情況對他很不利，但之後我自己做了一番調查。法官說他侵犯了一個女孩兒，試圖強暴她，但他並沒打算勒死她，而且在我看來——在巡迴審判之前我翻看了很多起案子——它並不是一樁典型的強姦案。別忘了，和過去相比，現在的女孩兒更容易‘被強姦’。她們的母親會一口咬定是強姦，這種事多了。而涉案的女孩兒有好幾個男性朋友，關係明顯超出了友情的範疇，我認爲那些證據並不足以指控他。至於那樁謀殺案——是的，那無疑是一起謀殺——我進行了各種試驗，身體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但沒一個試驗符合這一特殊的罪行。”
“然後您怎麼做了？”
“我給拉斐爾先生寫了封信，說我想跟他見個面，聊聊關於他兒子的事。我去見了他，告訴他我的想法和那位機構主管的想法。然而我們沒有證據，所以目前沒有理由上訴，可是我們都相信此案審判有誤。我建議再進行一次調查，向內政部提供一些新證據。那要花很多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如果你去尋找，就可能發現一些事，一些證據。我說過這會花很多錢，但我認爲任何一個處在他這個位置上的人都不會捨不得錢。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意識到他是個病人，一個病得很厲害的人。他親口對我說，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兩年前就有人警告過他，說他可能活不過一年了。不過後來人們發現，憑藉不同尋常的體力，他還能活得更久一點。我問他對他兒子有什麼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