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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呢?你沒再見到她來?”
“你說那個女人?沒來過。沒看到。我也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時時刻刻盯着大門。從前,晚上八點就關門了。日本人一來,夜市面越做越鬧忙,不是跳舞就是賭錢。從前規矩人家先生小姐,怎麼肯半夜歸家?我只好晚上坐在這裏,喫喫老酒,聽聽無線電。英國大班上船前給我訂過規矩,只要看好大門,房錢、工錢、水電煤,樓上蔣先生負責。”
大件器物搬上樓,憲兵們又開始往樓上運各色零碎。一疊描金烏漆扁木盒,鐵壺,草編籃裏裝着各種尺寸盤子碟子。
“那天也是晚上?”我問老錢,“是第二次,那女人第二次來也是在晚上?”
“晚上七點多鐘。十點鐘時候我上樓給蔣先生送一封信。看到她在樓梯口提熱水瓶。”
電臺裏揚州小調拖着尾音,充滿暗示。一把木柄薄刀掉落在樓梯上,叮叮噹噹順着梯階往下跳,憲兵捧着木製刀架,無奈地望着它。
“後來更熱鬧。十點多鐘,有個男人來到公寓大門外。穿一件灰色大衣,腰帶收得很緊,手裏抓着帽子。他跑進門廳看一圈,又退出去,站在馬路邊抽菸。”
我笑嘻嘻聽取老錢的最新情報,好像一名風化科巡捕。丁先生說過一句雋語:自從有了電影院,情報裏就多出許多穿風衣戴帽子的特工。當時他正在特工總部閱讀卷宗。
“我一下就猜到他是女人的屋裏廂人,她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