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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桠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