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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颚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