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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