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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