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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安排似乎都让我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上，这是因为此类会面有一条铁律：在一线工作的间谍就是上帝，只有间谍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程序对他来说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奥斯卡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见面之前非得在电话里交谈一番。但也许奥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许他是害怕掉进圈套。也许他是想在冒险之前听听我的声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个朋友一起来；他想马上撤离；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技术里还有第二条法则，跟第一条一样毫无余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不合常理的情况视为家常便饭。一个优秀的情报官员应该预计到，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