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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僞裝已甩在身後，想到馬上要赴約，他不由得開始緊張。安納託利會去嗎？他有可能被耽擱了，甚至有可能被擒。如果被抓到，他會交代嗎？他會因爲不堪折磨而出賣讓-皮埃爾嗎？會有一羣殘酷成性的游擊隊員埋伏在約見地點，等着他掉進圈套，好報仇雪恨嗎？
儘管他們富於詩情，信仰虔誠，這些阿富汗人終究是蠻族。這個國家最盛行的運動是“馬背叼羊”，這種運動既危險又血腥：一具無頭的小牛屍體陳於場地中央，對抗雙方騎馬列隊各站一方。一聲來復槍響，一衆人馬紛紛奔向牛屍。競技的目標在於搶到屍體，將其馱到約一英里之外的預定地點，再將其帶回場地，途中儘量不讓任何對手搶到分毫。當這具血肉模糊的屍體被搶得四分五裂時——事實上往往如此——便將由裁判判定哪一方奪得的部分更多、更大。去年冬天，讓-皮埃爾恰好碰上一場比賽正在進行，地點就在五獅谷的羅卡鎮。看了幾分鐘，讓-皮埃爾才意識到：比賽雙方所爭搶的並不是什麼小牛屍體，而是人，一個一息尚存的大活人。他對此反感到了極致，甚至試圖阻止比賽，有人告訴他那個倒黴蛋是個蘇聯士兵，彷彿這樣的解釋便足夠一般。此後玩家們便不再理會讓-皮埃爾，五十個騎手個個玩興正酣，都想在這場野蠻遊戲中一展身手，他根本無法引起任何人注意。讓-皮埃爾沒有留下來眼看着那個人喪命，也許他應該留下。因爲每一次他擔心自己暴露時，那個蘇聯人的慘狀便浮現在他的腦海，揮之不去：無助的神情、湧出的鮮血、四分五裂的軀體……
過去的感覺依然如影隨形。一路上，他看着巖溝卡其色的石牆，童年的景象與被游擊隊捉到的噩夢交織在一起。最早的記憶便是關於那場審判，以及爸爸被判入獄時內心強烈的憤怒與不公感。當時的他還不怎麼認字，不過還是能從報紙的標題上辨認出爸爸的名字。那時的他應該是四歲，這樣的年紀，他並不理解“反抗組織”英雄的意義何在。他知道父親是共產主義者，父親的朋友們也都是：牧師、鞋匠以及在村裏郵局坐櫃檯的男人；然而讓-皮埃爾一直以爲，大家之所以管父親叫“紅色羅朗德”是因爲他發紅的臉膛。當父親被判叛國而坐牢五年，他們告訴讓-皮埃爾這肯定與阿卜杜爾舅舅有關。阿卜杜爾是個有着棕色皮膚的兇惡男人，在讓-皮埃爾家待了好幾個星期，他是FLN（“民族解放戰線”）的人。可當時的讓-皮埃爾並不懂得FLN是什麼東西，還以爲是動物園的大象什麼的。他始終明白並且相信的只有一點：警察很殘酷，法官很狡詐，人民大衆都被報紙所欺騙。
一年年過去，他理解的東西越來越多，煎熬感愈來愈深，他的憤怒也隨之加劇。上學時其他的男同學都說他爸爸是賣國賊。他說恰恰相反，父親勇敢地抗爭，冒着生命危險在戰鬥，可是沒人相信他。他和母親搬到另外一個村子住了一段時間，不過還是被鄰居知道了身份，他們紛紛告誡自家的孩子不要跟讓-皮埃爾一起玩。最糟糕的還是探監。父親的變化很明顯，他越來越瘦，越來越蒼白，病態越來越明顯；最難過的是眼睜睜看他成爲階下囚，穿着邋遢的囚服，被人吆來喝去，戰戰兢兢，開口閉口管那些拿着警棍橫行的惡霸叫“長官”。不一會兒，監獄的氣味開始叫讓-皮埃爾覺得噁心，一進門就想嘔吐；而母親也不再帶他去探監。
直到父親刑滿出獄，讓-皮埃爾才得以與他深談，並且終於瞭解了全部。他終於看到，所發生的一切當中的種種不公比他想象的還要不堪。在德國人入侵法國後，法國共產黨人早已在監獄裏組織起來，並在“反抗運動”中起到了領軍作用。戰爭結束後，父親繼續堅持與右翼專制進行抗爭。那時阿爾及利亞已經變成法國殖民地。那裏的人民慘遭壓迫與剝削，但依然勇敢爲自由而戰。年輕的法國人被強行徵召入伍，被迫參與到與阿爾及利亞人的殘酷戰爭中。在此期間，法國軍隊所犯下的暴行甚至讓很多人聯想到當年納粹的行徑。而那個總令讓-皮埃爾聯想到動物園髒兮兮大象的FLN其實是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也就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線”的縮寫。
讓-皮埃爾的父親是聯名請願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的121位知名人士之一。當時的法國在打仗，此次請願被說成是陰謀煽動，因爲很可能被理解爲鼓勵法國士兵臨陣脫逃。然而爸爸遠沒有止步於此：他在箱子裏裝滿了從法國人那裏籌集到支持解放戰線的捐款，帶着它穿越邊界到了瑞士，並將這筆錢存進銀行；也是他爲阿卜杜爾舅舅提供了避難所，所謂的“舅舅”其實絲毫沒有血緣關係，而是被法國國土情報監測部——也就是祕密警察所通緝的阿爾及利亞人。
父親向讓-皮埃爾解釋，這些跟他在對抗納粹的戰鬥中所做的事情並無二致。他還在做着同樣的鬥爭。那時，真正的敵人從來都不是德國人，正如現在真正的敵人也不是法國人民：真正的敵人是資本家，是財產的所有者，是富人階級和特權階級，是那些可以不擇手段以維護自身地位的當權者。這些人手握大權，幾乎掌控者半個世界——儘管如此，飽受壓迫的窮苦大衆仍有着一線生機。因爲，在莫斯科，當家做主的正是人民，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工人階級都在向蘇聯尋求幫助、指導與啓發，爲自由而戰。
隨着讓-皮埃爾漸漸長大，這幅理想的圖景也漸漸變得暗淡，他發現，蘇聯並非是勞動者的天堂。然而，這並沒有令他改變根本的信仰。他依舊堅信，在莫斯科領導下的共產主義運動纔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唯一希望，也是戰勝狡詐法官、無良警察和報紙的唯一方法，就是它們殘酷地背叛了他的爸爸。
父親成功地將火炬傳遞到兒子的手上。他彷彿之前就已知曉一般，身體情況很快便走向惡化。他臉上再也沒有之前的紅暈。他不再參加示威遊行、組織募捐舞會，也不再寫信給當地報章。他承擔了一系列較爲輕鬆的文員工作。當然，父親是黨員，也參加了工會，但並未重新擔任委員會主席，也不再負責會議記錄、準備日程。他依舊下下象棋，同牧師、鞋匠和管村裏郵局的男人喝點茴香酒。曾幾何時，他們聚在一起熱烈地商討時局政事；而如今，這種討論已經變得暗淡無趣，彷彿他們嘔心瀝血爲之奮鬥的那場革命被無限期推後一般。沒過幾年，父親去世了。讓-皮埃爾這才知道，原來父親在監獄裏便感染了肺結核，而且一直沒有康復。他們奪走了他的自由，瓦解了他的意志，同時也毀了他的健康。最糟糕的是，他們給他貼上了叛國者的標籤。他是個英雄，冒着生命的危險拯救自己的同胞，最終卻被判叛國罪而含恨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