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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蕎麥
2003年我們大學畢業,正逢SARS,所有程序都顯得隨便而且匆忙,答辯也只是抽了幾個倒黴蛋,我沒有被抽上。當時我恰逢青春期廉價得萬念俱灰,在北京待了兩個月,就一聲不吭逃回了南京,什麼都不想做了。
《新華日報》當時招人,我也去面試了,主編問:“你願意到下面的記者站去嗎?”指的是去遍佈江蘇各地級市的記者站。我說:“不願意。”很多同班同學都去參加了這次面試,不同的是他們說了願意,於是離開南京,在各地的記者站待了好幾年,有幾個現在依然待在那裏。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兒,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個下午。
末日的氣息輕微地瀰漫着,但誰都知道正常的生活遲早迴歸。有朋友幫我把簡歷遞給本地一家報社,我被押送着去參加了面試,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記者老師因爲各種原因找到我,邀請我去上海蔘加一份正籌備創刊的報紙。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辦公室裏晃了一圈,頭昏腦漲地橫穿馬路,然後,退縮了。
畢業的散夥飯我去喫了,酒也喝了一點。新聞系當時還算是個熱門專業,我們是大學擴招的第一屆,一個班竟然有50多個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獨生子女,幾乎都來自江蘇省內,這使我們有一種集體性的淡漠,並未產生太多離愁。手機和網絡在2003年已經開始發達了,我們可以隨時找到對方,我們不再散落天涯,我們隨時都能見面。
結果,這十年間,除了個別同學,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沒再見過。
畢業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同學聚會,後來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學的婚禮邀請函我就扔進抽屜裏,裝作一無所知。有同學打電話問我怎麼沒出現,我就裝作很忙、忘記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樓裏上班,我們也沒有相約見面、喫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