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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訶德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這一篇描述的是創作中最根本的矛盾，即怎樣無中生有，或潛意識如何啓動的問題。大腦中儲藏着古老記憶的作家，在創作的瞬間面臨着生死攸關的選擇：是拋棄一切世俗的負載，通體空靈地進入那種“純”的境界，還是爲世俗所鉗制，寫些自己不滿意的、與記憶中的境界（吉訶德）不一致的權宜之作？對於作家來說，前者達不到，後者又爲自己所唾棄，他沒法選擇，因爲二者是一個東西。於是作家開始了掙扎，開始了同命運搏鬥的漫長旅程。作家的目標是那種“純”境界——偉大的堂·吉訶德，作家筆下的東西是朝那種境界突進的嘗試。嘗試永遠是失敗，是權宜之計，因爲堂·吉訶德只能存在於人的心底。那麼創造就毫無意義了嗎？不，這正是意義所在：作品只能是同那種最高意境達成的妥協；人唾棄生命的世俗，唾棄筆下文字的世俗含義，人卻通過世俗的橋同永恆相通。每天深夜到郊外的野地裏去燒手稿的那個幽靈，在火光中看見了什麼呢？
《堂·吉訶德》是心靈的王國，一個無限豐富微妙的、不可言傳的存在，它的不可言傳還在於那種變幻不定，任何要用文字將它固定下來的企圖都是滑稽可笑的。滑稽可笑的人類中的英雄，卻每時每刻繼續着那種地底下的文學創造，在絕望中向着圍困他的虛無不斷突圍。只要有藝術家存在，這種極限意義上的寫作就不會停止，一切都在暗地裏進行，但讀者可以從表面的書籍和文字中發現那種特殊創作的信息，並在那些點上闖入藝術家那無限深邃的靈魂。《堂·吉訶德》的王國的到達不論對寫作者還是對讀者來說都需要依賴偶然性，那是一個捉摸不定的世界，人沒有模式可依，唯一可依仗的只是自身的衝動。當模糊的理想在前方若隱若現時，人只能像成吉思汗的騎兵一樣在懵懂中發起衝鋒，當然那前方的朦朧之物正是由他自己在多年的苦苦追求中所營造的。
由人類祖先就開始了的這種特殊的長年不懈的心靈勞動構成了人的歷史，這是比教科書上的歷史遠爲深廣的另一種看不見的歷史，它來自於心的創造，對它的體驗也只有通過個體獨特的創造來達到，否則它就不存在。這種神祕的歷史，要由個人的創造來證實的內在的歷史，就是真理的母親。也是現實的根源。人可以運用它的寶藏來構造自己的《堂·吉訶德》，只要人不停止創造和認識，人就同母親在一起。然而懷着這種嚮往的藝術家，註定了只能在地獄般的痛苦中煎熬一生，這痛苦是與生俱來的；真理之母橫蠻地否定他所有的創造物，逼得他盲目地奔突，但母親從不給他任何希望，只給予他剝奪。他感到母親靠近的瞬間，同時也就是他感到離母親最遠的瞬間，爲着重返有關母親的記憶，人必須準備開始下一輪的創造，如此循環，直到藝術生命的限制使這種創造終止。然後另外的個體又重新開始，那種開始並不是繼續前人的事業，而是用新的體驗來顛覆前人的作品。這就構成了純藝術的未完成、以及不完美的特點，因爲它只是過程中的殘片，或者說對完美的渴求之信息，人在這種殘缺之物中表達了他的渴求，但人沒有獲得他所渴求的完美。那本不朽的傑作《堂·吉訶德》永遠在黑暗的最深處，它依賴於人藉助蠻力，藉助偶然性（靈感）將它一點一點地顯現。所以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之際永遠擺脫不了對自己作品的厭惡，以及那種深入骨髓的羞愧感；他不得不將心中的理想與骯髒的世俗進行那種猥褻的交媾，這是惟一的獲得真理、皈依歷史的途徑。
博爾赫斯這一篇裏面那個梅納德，就是藝術家無比高傲。脆弱已極、又非常強韌的藝術自我，這個難以捉摸的精靈，生活在深深的苦難之中。她既熱衷於創造，又被創造所伴隨的虛幻感弄得失魂落魄；她藉助於世俗來超越世俗，因而永遠只能處於曖昧的身分中；她懷着實現不了的狂妄目標，卻只能在暗無天日的絕望中掙扎。她是藝術家心中永遠擺不脫的痛和滅不掉的渴望。藝術自我的這種處境是由創造本身的雙重性造成的：創造要求將一切不可能的變爲現實，同時又要求對一切已實現的現實加以徹底的否定。梅納德的精神生活就是一邊緊張地創作，一邊偷偷摸摸地焚燒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