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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在豆腐廠當工人時,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色盲,將來當不了畫家。相反,他們只知道他右手的手指老是黑黑的,而別人不這樣。這說明只有他經常拿着炭條畫素描,別人則不畫。而廁所牆上的裸體畫正是炭條畫的。除此之外,畫在白牆上的裸體女人雖然是一幅白描,只有寥寥可數的幾根線條,那幾根線條卻顯得很老練,很顯然是經常畫才能畫得出來。這些事足以證明是他畫了這些畫。那個女人被畫出來以後,一直和上廁所的人相安無事。直到後來有人在上面用細鉛筆添了一個毛扎扎的器官和一個名字,問題才變得嚴重起來。照他看來,原來作畫的和後來往上添東西的顯然不是一個人。但是這些話沒人肯聽。人家把廁所的牆重新粉刷了,可是過了沒幾天,又有人在廁所裏畫了這樣一個女人,並且馬上又有人添了同樣的東西,這簡直就是存心搗蛋了。你要知道,人家在那個女人身邊添的名字是“老魯”,老魯是廠裏頭頭(革委會主任)的名字。這位老魯當時四十五六歲,胖乎乎的,兩個臉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樣紅撲撲的,其實什麼都沒抹。她說話就像吵架一樣,有時頭髮會像孔雀開屏一樣直立起來。她是頭頭,這就是說,她是上面派來的。有她沒她,一樣的造豆腐,賣豆腐。但是誰也不想犯到她手上。當時還沒有證據說是王二畫了那幅畫,她就常常朝王二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幸虧這時旁邊總是有人,能把她攔住。然後她就朝王二吐吐沫。吐吐沫想要吐準需要一定的練習和肺活量,老魯不具備這種條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別人身上了。
廁所裏的那個女人畫在尿池子的上方,跪坐着手揚在腦後,有幾分像丹麥那個紀念安徒生的美人魚,但是手又揚在腦後,呈梳妝的姿勢。那個毛扎扎的器官畫在肚皮上,完全不是地方。這說明在這畫上亂添的人缺少起碼的人體解剖知識——假如老魯的那部分真的長得那麼靠上的話,會給她的生活增加極多的困難。進來的人在她下面撒尿,尿完後抬起頭來看看她,同時打幾個哆嗦。然後就收拾衣服出去了。我猜就在打那幾個哆嗦時,那位不知名的畫家畫出了這個女人——總共也用不了五秒鐘,但是這五秒鐘幾乎能讓王二倒一輩子的黴。
王二在豆腐廠裏當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當時北京城顯得十分破敗,這是因爲城裏的人衣着破舊。當時無所謂時髦,無所謂風流,大家也都沒有什麼財產。沒有流行音樂,沒有電影可看,在百無聊賴之中,每個人都想找別人的麻煩。
一九七三年早已過去了,廁所裏的淫畫是一件很常見的東西,像老魯那樣的人也無甚新奇之處。所以我們看到以上的論述,就如看一幅過時的新聞圖片,不覺得它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只有一種情況會使這一點發生變化,就是那位王二恰巧是你。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二
小的時候我想當畫家,但是沒當成,因爲我是色盲。我經常懷疑自己有各種毛病,總是疑得不對,比方說,我懷疑過自己有精神病、夢遊症等等,都沒疑對。因此正確的懷疑方式是:當你想當畫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色盲;想當音樂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聾子;想當思想家,就懷疑自己是個大傻瓜。如果沒有那種毛病,你就不會想當那種人。當然,我想當畫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還有別的。這些情況我慢慢地就會說到了。
前幾年,夏天我們到歐洲去玩。當時我是個學生,乘着放暑假出來玩,和我一道去的還有我老婆,她也是個學生。我還當過工人、教師等等,但當得最久的還是學生。我們逛了各種各樣的地方,最後到了比利時,布魯塞爾有個現代藝術畫廊,雖然我們一點也不懂現代畫,但是也要去看看,表示我們是有文化的人。那個畫廊建在地下,像一個大口井,有一道螺旋走廊從上面通到井底。我順着走廊走下去,左面是透明的玻璃牆,右面是雪白的牆壁,牆上掛着那些現代畫。我走到達利的畫前,看他畫的那些半空裏的塔樓,下肢細長,伸展到雲端的人和馬。這時我的右手忽然抽起筋來,食指忽左忽右,不知犯了什麼毛病。後來我才發現,它是掙扎着要寫出個繁體的爲字來。這種毛病以前也有過,而且我做夢時,經常夢見紅磚牆上有個“爲”字,好像一顆巨大的牛頭。後來我在那個畫廊裏坐了半天,想起一件小時候的事。小時候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上午從家裏跑出去,看到到處的磚牆上都用白粉寫着大字標語,“爲了一零七零”,這些字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連周圍的粉點子全記得很清楚,但是我當時一個也不認識。我記得爲字像牛頭,一字像牛尾巴。如果細想一下牛頭牛尾的來路,就會想到家裏那些五彩繽紛的小畫書。我順着那些磚牆,走到了學校的東操場,這裏有好多巨人來來去去,頭上戴着盔帽,手裏拿着長槍。我還記得天是紫色的,有一個聲音老從天上下來,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時時站下來,捂住耳朵,把聲音堵在外面。我還記得好幾次有人對我說,小孩子回家去,這兒危險。一般來說,我的膽子很小,聽說危險,就會躲起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夢裏。沒有一回做夢我不殺幾個人的。當時我就認定了眼前是個有趣的夢境,所以我歡笑着前進,走進那個奇妙的世界。說實在的,後來我看見的和達利畫的很有近似之處。事實上達利一九五八年沒到過中國,沒見過大鍊鋼鐵。但是他雖然沒見過大鍊鋼鐵,可能也見過別的。由此我對超現實主義產生了一個概念,那就是一些人,他們和童年有一條歪歪扭扭的時間隧道。當然這一點不能說穿,說穿了就索然無味。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場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築之間,那些建築頂上有好多奇形怪狀的黃煙筒,冒出紫色的煙霧。那些煙霧升人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爲一體。這給了我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想法,就是天空是從煙筒裏冒出來的。但我不是達利,不能把煙筒裏冒出的天空畫在畫布上。除此之外,周圍還有一種神祕的嗡嗡聲,彷彿我置身於成千上萬飛翔的屎殼郎中間。後來我再到這個廣場上去,這些怪誕的景象就不見了,只剩下平坦的廣場,這種現象叫我欣喜若狂,覺得這是我的夢境,爲我獨有,因此除了我,誰也沒有聽見過那種從天上下來撕裂耳膜的聲音。隨着那個聲音一聲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湧到一個怪房子前面,別人用長槍在牆上紮了一個窟窿,從裏面挑出一團通紅的怪東西來,那東西的模樣有幾分像薩其馬,又有幾分像牛糞,離它老遠,就覺得臉上發燙,所有的人圍着它欣喜若狂——這情景很像一種原始的祭奠。現在我知道,那是大鍊鋼鐵煉出的鋼,是生鐵鍋的碎片組成的。——我哥哥當時在唸小學,他常常和一幫同齡的孩子一起,闖到附近的農民家裏,大叫一聲“大鍊鋼鐵”,就把人家做飯的鐵鍋揭走,扔下可憐的一毛錢,而那個鐵鍋就拿到廣場上砸碎了——沒煉時,散在地上就像些碎玻璃,煉過以後就粘在一起了。但是我當時以爲在做夢,也就欣喜若狂——雖然身邊有好多人,但是我覺得只有自己在欣喜若狂,因爲既然是做夢,別人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這種狂喜,和達利畫在畫布上的一模一樣。等到後來知道別人也經歷過大鍊鋼鐵,我就感到無比的失望。
後來在布魯塞爾的畫廊裏,我看到達利的畫上有個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歡呼雀躍。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吧。我雖然沒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邊有好多怪模怪樣的塔樓,還有些集體發神經的狂歡節,到了時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樣。所以沒準他三歲時見到了什麼怪景象,就以爲自己做了個怪夢,傻高興一場。狂歡節這個概念不算難,到了四五歲就能理解。大鍊鋼鐵是個什麼意思,就是到了十幾歲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歲,當時住在一所大學裏。所以我怎麼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風機,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煉出1070萬噸鋼,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學生,手裏的長槍是鍊鋼用的鋼釺,至於哇哇叫出的小土羣、小洋羣是些什麼東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況那天的事有頭沒尾,後來的事情在記憶裏消失了,就更像個夢。直到我都二十歲了,對着小臂上一個傷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來。那天我看完了出鋼,就往回走,在鋼堆邊上摔了一跤,鋼錠裏一塊鍋茬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點劈成兩半。這件事太慘了,所以在記憶裏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叫做壓抑。壓了十幾年我又把它想了起來,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着耳朵帶我上醫院的。關於這一點我不怪他。我們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沒錢喫飯了。後來我老想,在爐子裏煉了好幾個鐘頭,鍋片子還能把我的手割破,從冶金學的角度來看,那些爐子可夠涼快的。爲此我請教過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爐,到底能不能鍊鋼。開頭他告訴我能,因爲只要不鼓冷空氣,而是鼓純氧,不燒煤末子,而是燒優質焦炭,就能達到鍊鋼的溫度;後來他又告訴我不能,因爲達到了那種溫度,土平爐就要化了。土平爐雖然沾了個土字,但是這個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磚砌的。頂上那些怪模怪樣的煙筒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種東西不鍊鋼時是用來砌下水道的,一鍊鋼就上了天了。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大鍊鋼鐵一過去,人們就把爐子拆得光光的,地面壓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但是還是有一些蹤跡可尋,在院子裏一些偏僻地方,在雜草中間可以找到一些磚堆,那些磚頭上滿是凝固了的氣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邊那些長滿了藤壺、牡蠣殼的礁石——這說明涼快的爐子也能把磚頭燒壞。這些怪誕的磚頭給人以極深的印象。像這種東西,我在那個畫廊裏也找到了。像這樣的記憶我們人人都有,只是沒有人提也沒有人來畫,所以我們把它們都淡忘了。我想起這些事,說明了我身上有足夠當一位畫家的能量。而且像我這樣一個有如此怪誕童年的人,除了當個畫家,實在也想不出當什麼更合適。但我沒當成畫家,因爲我是色盲。這一點在我二十六歲以前沒有人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說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頂多有點色弱罷了。但是醫生給檢查出來了。因此我沒有去搞藝術,轉而學數學了。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