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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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十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面目全非之後，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我想，沒有一個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碼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醫生也不會例外。事實上，我們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慮，對尚未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和害怕，這樣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在香港丟過了一次護照，歷盡麻煩之後才得以回到北京。護照的丟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後的三四年時間裏，我每次在國外的時候都會夢見自己的護照又丟了，然後一身冷汗醒過來，才知道是虛驚一場；而且無論我是在開會演講，還是在遊山玩水，每隔四五個小時就會神經質地去摸一下護照是否還在口袋裏。直到今天，我出國前整理行裝時，首先考慮的是穿什麼樣的衣服可以保證護照的安全，然後再考慮其他的。可以這麼說，香港的那次護照丟失，讓我在此後十年的時間裏只要置身異國他鄉，就會出現焦慮，害怕護照再次丟失的焦慮，這是對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懼。

我從事的工作是講故事，用《巴黎聖母院》裏吉普賽人的說法，我就是那種將別人的故事告訴別人，然後再向別人要錢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後期，我還是一箇中學生，當時男生和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雖然非常想說話，可是不敢說，就是愛慕對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膽大的男生悄悄給女生寫紙條，而且還不敢寫上明確示愛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爲馬的句子，比如要送給對方一塊橡皮一支鉛筆之類的句子，來傳達愛的信息。接到紙條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幹什麼，女生普遍的反應是緊張和害怕，假如紙條一旦曝光，女生就會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錯了什麼。

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中學生談情說愛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輿論上公開化。現在的女中學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媒體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條消息，一個女中學生穿着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時，有四個穿着校服的男中學生簇擁着，當醫生說手術前需要家屬簽字時，四個男中學生爭先恐後地搶着要簽名。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這三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現在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後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始終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間。這兩項應該是平衡的經濟指標，在今天的中國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當上海、北京、杭州和廣州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摩天大廈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飯店裏人聲鼎沸時，在西部的貧窮落後地區仍然是一片蕭條景象。按照聯合國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的貧窮人口在一億以上。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衆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區城市裏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爲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帶來心理訴求的不平衡，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央電視臺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小男孩獅子大開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不是玩具飛機；一個西北的小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