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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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聽到伊恩·麥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國,也可能在法國或者意大利,人們在談論這位生機勃勃的英國作家時,表情和語氣裏洋溢着尊敬,彷彿是在談論某位步履蹣跚的經典作家。那時候我三十多歲,麥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歲,還不到五十。我心想這傢伙是誰呀,這個年紀就享受起了祖父級的榮耀。
然後開始在中國的媒體上零星地看到有關他的報道:“伊恩·麥克尤恩出版了新書”、“伊恩·麥克尤恩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改編成了電影”……這幾年中國的出版界興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麥克尤恩的著名小說,《水泥花園》《阿姆斯特丹》《時間中的孩子》和《贖罪》,可是中國的文學界和讀者們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這位文學巨人。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也許麥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讓中國讀者瞭解他。現在麥克尤恩的第一部書《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說在中國的命運可以趁機輪迴了。從頭開始,再來一次。
這是一部由八個短篇小說組成的書,在麥克尤恩二十七歲的時候首次出版。根據介紹,這部書在英國出版後引起巨大轟動。可以想象當初英國的讀者是如何驚愕,時隔三十多年之後,我,一個遙遠的中國讀者,在閱讀了這些故事之後仍然驚愕。麥克尤恩的這些短篇小說猶如鋒利的刀片,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撫摸刀刃的過程,而且是用神經和情感去撫摸,然後發現自己的神經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劃痕。我曾經用一種醫學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傑出,那就是在閱讀了這個作家的作品之後,是否留下了閱讀後遺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麥克尤恩名字時的情景,我明白了當初坐在我身邊的這些人都是“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患者。
我感到這八個獨立的故事之間存在着一份關於敘述的內部協議,於是《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一書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組曲,一首擁有八個樂章的組曲。就像麥克尤恩自己所說的:“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邊緣人,孤獨不合羣的人,怪人,他們都和我有相似之處。我想,他們是對我在社會上的孤獨感,和對社會的無知感,深刻的無知感的一種戲劇化表達。”然後麥克尤恩在《立體幾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當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煩躁,而且煩躁是那麼地生機勃勃;讓《家庭製造》粗俗不堪,讓這個亂倫的故事擁有了觸目驚心的天真;《夏日裏的最後一天》可能是這本書中最爲溫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結束以後,憂傷的情緒從此細水長流;《舞臺上的柯克爾》的敘述誇張風趣,指桑罵槐。麥克尤恩讓一羣赤裸的男女在舞臺上表演性交,還有一個人物是導演,導演要求小夥子們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導演說:“如果給我見到勃起,就滾蛋,這可是一場體面的演出。”《蝴蝶》裏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過程冷靜得令人心碎;《與櫥中人對話》看似荒誕,其實講述的是我們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結尾時所表達的一樣,我們人人都會在心裏突然升起回到一歲的願望;《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是沒有愛情的愛情,沒有儀式的儀式,還有隨波逐流的時光,麥克尤恩給這些無所事事的時光塗上夕陽的餘輝,有些溫暖,也有些失落;《化裝》是在品嚐畸形成長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這裏俯拾即是。
這就是伊恩·麥克尤恩,他的敘述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溫暖、荒誕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邊界上,然後他的敘述兩者皆有。就像國王擁有幅員遼闊的疆土一樣,麥克尤恩的邊界敘述讓他擁有了廣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寫下希望的時候也寫下了失望,寫下恐怖的時候也寫下了安慰,寫下寒冷的時候也寫下了溫暖,寫下荒誕的時候也寫下了逼真,寫下暴力的時候也寫下了柔弱,寫下理智冷靜的時候也寫下了情感衝動。
麥克尤恩在寫作這些故事的時候,正在經歷他的年輕時光。二十二歲從蘇塞克斯大學畢業後,去了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寫作研究生班,開始學寫短篇小說。第一個短篇小說發表後,立刻用稿費去阿富汗遊玩。多年之後麥克尤恩接受採訪,回顧了寫作這些短篇小說時所處的境況:“我二十出頭,正在尋找自己的聲音。”當時他反感英國文學傳統里社會檔案式的寫作,他想表達一種個人生存的翻版,他說:“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種夢境。雖然只有很少的自傳性內容,但它們的構造就像夢境一樣反映了我的生存。”麥克尤恩二十一歲開始讀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馬斯·曼,並且感到“他們似乎打開了某種自由空間”。然後“我試寫各種短篇小說,就像試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說形式成了我的寫作百衲衣,這對一個起步階段的作者來說很有用”。麥克尤恩毫不掩飾其他作家對自己的影響,他說:“你可以花五到六個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羅斯,如果結果並不是很糟糕,那麼你就知道接下來還可以扮扮納博科夫。”而且還努力爲自己當時寫下的每一個短篇小說尋找源頭,“比方說,《家庭製造》是我在讀過《北迴歸線》之後寫的一個輕鬆滑稽的故事。我感謝亨利·米勒,並同時用一種滑稽的做愛故事取笑了他一把。這個故事也借用了一點羅斯的《波特諾的怨訴》。《化裝》則效法了一點安格斯·威爾遜的《山莓果醬》。我不記得每篇故事的淵源,但我肯定巡視了別人的領地,夾帶回來一點什麼,藉此開始創作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裏,專門討論了作家之間的相互影響,我用過這樣一個比喻: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另一個作家的寫作,如同陽光影響了植物的生長,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陽光照耀而生長的時候,並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生長,而始終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長。我意思是說,文學中的影響只會讓一個作家越來越像他自己,而不會像其他任何人。
麥克尤恩的寫作經歷同樣證明了這個道理。《立體幾何》裏關於神奇的敘述與生動的生活場景合二爲一,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納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裏的最後一天》和《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會讓我們聯想到托馬斯·曼的敘述風格,從容不迫,並且深入人心;《與櫥中人對話》和《化裝》或許與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異曲同工;《舞臺上的柯克爾》似乎是與荒誕派話劇雜交而成的;《蝴蝶》裏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經是戈爾丁的拿手好戲,可是到了麥克尤恩筆下也是毫不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