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學者的肖像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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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歲的高本漢搭乘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北京號”貨輪，與一千公斤炸藥結伴同行，經過兩個月的海上漂泊，抵達了上海，然後一路北上，在北京稍作停留以後，來到了山西太原。就這樣，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中國的戰亂和瘟疫裏，在自己的飢寒交迫裏，開始了他劃時代的研究工作——歷史音韻學和方言學。很多年以後，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教授指出：在索緒爾死後發表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前一年，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已經發表。

這是一位勤奮的學者，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的中文譯本的序言裏說：“通過其充沛的精力與過人的智慧，高本漢獨立地使瑞典成爲世界上漢學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國家之一。高本漢的研究涉及漢學的許多方面，如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語文學、考證學以及青銅器的年代學。他在學術上的著作對深入瞭解漢語的歷史演變有重大意義。”

從馬悅然精心編輯的高本漢作品年表來看，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間，他的專著出版和論文發表似乎應該按季節來計算，而不應該按年度計算。我看不出他什麼時候休息過，偷懶的事他肯定是一輩子都沒幹過，就像他的母親艾拉一樣，艾拉說過：“懶的長工和溫暖的牀很難分開。”我擔心高本漢可能成年後就不知道牀的溫暖滋味。好在他小時候知道母親懷抱的溫暖滋味，他在一九一○年十月發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還是一個小不點的時候，‘懶’在媽媽的懷抱裏是多麼舒服。”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一九五四年爲慶祝高本漢六十五歲生日，遠東博物館裏的人把他過去發表在博物館年刊上的文章結集後用精裝出版，高本漢激動地喊出：‘真他媽的，我多麼勤奮哪！’”

如此勤奮的老師必然會帶出勤奮的學生，一九九七年我們一行人在斯德哥爾摩參觀瑞典學院圖書館時，圖書館工作人員事先將馬悅然的專著和翻譯作品堆滿了一張很大的桌子，就在我們感到驚訝時，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還有一些馬悅然的作品沒有放上去。當時站在一旁的馬悅然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漢、馬伯樂、伯希和這一代漢學家艱苦的學習經歷，是今天學習中文的西方學生難以想象的，後來的馬悅然這一代學者也是同樣如此。馬悅然在正式學習漢語之前，準備拉丁文考試時，爲了消遣，閱讀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經》，他驚訝三種譯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斗膽去請教高本漢，歪打正着地成爲了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沒有回到烏普薩拉，他留在了斯德哥爾摩，最初的幾周裏他“在中央火車站大廳長椅上、在公園裏和四路環行電車上度過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圖列廣場，那裏有適合人躺着的長椅子”。馬悅然寫道：“這些困難絲毫沒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漢指導下學習中文的興趣。”

二○○七年八月，我們開車從斯德哥爾摩前往烏普薩拉的路上，馬悅然回首往事，講述了高本漢第一次正式給他們上課時，拿出來的課文是《左傳》。我聽後喫了一驚，想象着高本漢如何在課堂上面對幾個對中文一竅不通的學生朗讀和講解《左傳》。馬悅然最早對中文的理解，就是發現中文是單音節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單音節地敲打來記住中文句子的長度。我在想，馬悅然爲何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醉於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與此有關，是中文全然不同於西方語言的發音引導着他進入了漢語，然後又讓他進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也是二○○七年，我在中國的報紙上讀到馬悅然的學生羅多弼教授接受採訪的片段。羅多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文革”時期跟隨馬悅然學習漢學，當時瑞典的大學生裏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羅多弼和他的同學們要求馬悅然停止原來的中文課程，改用《毛澤東選集》和《紅旗》雜誌上課。

一九七○年代，西方的留學生來到中國之前，開始接受簡單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國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軍”、“我的媽媽是護士”之類的。他們來到中國，和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接受同樣的教育。當中國的工農兵大學生問他們的爸爸和媽媽是做什麼工作時，幾乎所有的西方留學生都是這樣回答：“爸爸是解放軍，媽媽是護士。”因爲除了“解放軍”和“護士”之外，他們不知道其他職業的中文應該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