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兄弟》創作日記 (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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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最先是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寫的，而且是一個無賴的講述。後來發現第一人稱，那個無賴的“我”無法表達出更多的敘述，其實在上部宋凡平死後的敘述段落裏，已經沒有“我”的空間了，到了下部也很難給“我”有立足之地，於是將敘述方式修改成了僞裝的第三人稱，可是由於語調已經形成，很難糾正過來，所以我用了“我們劉鎮”，事實上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講述者究竟是誰。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幾個人，有時候是幾百上千人，我能夠知道的就是故事講述的支點，這是從二○○五年開始講述的故事，這樣有利於流行語的大量使用。我的感受是，這個“我們劉鎮”的講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裏，這個“我們劉鎮”都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幾乎嘲諷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鋼的段落時，“我們劉鎮”纔有了憐憫之心。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雖然我寫下了《兄弟》，可是我沒有你這麼悲觀。縱觀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從社會形態來看，“文革”這個時代其實是這一百年裏面最爲單純的，而今天這個時代是最爲複雜的。“文革”是一個極端，今天又是另一個極端，一個極端壓抑的時代在社會形態劇變之後，必然反彈出一個極端放蕩的時代。我的預期是，今天這個時代的放蕩和荒誕差不多應該見頂了，應該到了緩緩回落的時候了。我相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裏，中國的社會形態會逐步地趨向於保守，趨向於溫和，因爲我們人人需要自救。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這次的主題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了”。這是我的一位朋友萬之說《兄弟》的話，萬之是中國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說家，後來因爲專業研究西方戲劇，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後，寫作小說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和他十年沒見了，這次在斯德哥爾摩朝夕相處了四天，他隨身揹着的黑包裏放着我送給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間隙地讀完了，他從網上知道這部小說引起的爭議，他讀完後告訴我，這部小說引起爭議一點都不奇怪。他說我寫作的膽子是越來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這裏不再複述，也許有一天他自己會認真地說出來。他說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不喜歡《兄弟》的下部，是因爲我在下部裏敘述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後的時代。這句話讓我爲之一震，在斯德哥爾摩機場和萬之揮手告別後，我繼續在歐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會想起他的這句話。
今天這個時代，從種種社會弊病來看，可以說是羣魔亂舞。我反思自己在這個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後的時代裏又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也許我也在亂舞，可能我只是一個區區小魔。很多人已經習慣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後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事實？我經歷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敘述的兩個時代，我明白了自己爲什麼會寫出這麼多的弊病，因爲我也有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