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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坐過如此擁擠的火車，車廂裏全是逃離北京的大學生，人和人擠在一起幾乎都沒有了縫隙。麻煩的是，火車駛出北京一個小時後，我必須去一趟廁所，我使勁往車廂廁所的方向擠過去，擠到一半的路途時，我知道擠過去也沒有用了，我聽到有人吼叫着使勁拍打廁所的門，可是廁所裏也擠滿了人，裏面人的喊叫着說 門無法打開。我只好將尿憋了三個小時，到了石家莊我立刻下車，出站後先去了一趟廁所，然後找到一個公用電話，給當時石家莊的一家文學雜誌的主編打了一個請求援助的電話，這位主編在電話裏聽完我的講述之後說： “現在這麼亂，你那裏都別去了，住下來給我們寫小說吧。”我在石家莊住了一個多月，心猿意馬地寫着小說。最初的時候，電視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緝令上的大學生，而且是以滾動的形式反覆播出。這樣密集的滾動播出，以後只有在奧運會期間中國運動員拿到金牌時纔會出現在電視上。我身處他鄉，在陌生的旅館房間裏，看着電視上被捕大學生茫然的表情，聽着播音員激昂的聲音，我感受到了什麼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電視的畫面完全變了，沒有了抓到通緝學生的滾動畫面，也沒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說。雖然抓捕行動仍然在進行，可是電視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畫面：我們的祖國到處都是繁榮的景象。播音員的聲音，一天前還在慷慨激昂地控訴被捕學生的種種罪行，一天以後就變成了喜氣洋洋地歌頌祖國昌盛的腔調。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天安門事件從中國的媒體上銷聲匿跡，就像趙紫陽的銷聲匿跡一樣，以後我也沒有看到過有關它的片言隻語，好像這個事件從來沒有發生過，它被徹底摒蔽了。即便是經歷過一九八九年春夏遊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後來的生活壓力讓他們無暇回憶往事。二十年過去以後，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出現了，就是在今天中國年輕的這一代裏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說： “聽說有過很多人的遊行。”
二十年的光陰轉瞬即逝，我相信歷史的記憶不會轉瞬即逝。我想，參與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每一個人，不管今天是什麼立場，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時候，都會有屬於自己的銘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銘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讓我理解了“人民”這個詞彙。一個人和一個詞彙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一個機會。我的意思是說，每個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有些詞彙雖然相處了一生，可是仍然沒有理解。
“人民”就是這樣的一個難題。它是我最早認識和最早書寫的詞彙，其後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連忘返，不斷出現在我的眼前和響徹在我的耳邊，可是它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我的內心。直到我二十九歲那一年，一個來自深夜的經歷終於讓我真正理解了這個偉大的詞彙。當我和這個詞彙有了真實的而不是虛擬的相遇，我所說的不是語言學或者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意義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經歷裏的一個真實的相遇，一個去除了所有理論和定義之後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後我才能夠告訴自己： “人民”這個詞彙不是空的。因爲我曾經見到過它有血有肉的模樣，見到過它心臟的強烈跳動。
我對“人民”的理解，並不是來自於天安門廣場百萬人的大遊行，而是發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個小小經歷。當時的北京已經戒嚴，學生和市民自發地守衛起了北京的各個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橋和地鐵出口，阻止全副武裝的軍人進入天安門廣場。
那時候我住在北京東邊十里鋪的魯迅文學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騎着一輛各個部位都會發出響聲，可是車鈴不響的破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騎車回到學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熱，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記得有一天中午出發時，因爲太熱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襯衣，到了深夜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騎車從廣場返回學校，冷風迎面吹來，讓我身體的每個部位和破自行車的每個部位一樣抖動起來。我騎車在路燈熄滅的街道上，月光爲我指路。我愈往前騎車，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漸接近呼家樓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熱浪在黑暗裏輕微地湧來，隨着我繼續往前，熱浪強烈起來了。接着，我聽到遠處有歌聲在飄揚過來；再接着，我看見遠處有燈光在閃爍。然後驚人的場景出現了，在熱浪滾滾而來時，我看到了燈火通明的呼家樓立交橋，橋上橋下有一萬多人守衛在那裏，他們激情滿懷，在夜空下高唱國歌：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衆一心……”
他們雖然手無寸鐵，可是堅定自信，他們認爲自己的血肉之軀可以阻擋部隊和坦克。他們聚集在一起熱氣沸騰，彷佛每個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燒的火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