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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母雖然心懷不滿，臉上仍然露出讚許的表情，他們點頭說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問題是貼到外面去的話，我們自己不能時刻看到這張大字報了。他們耐心地解釋，這張大字報是批判我們自己的，應該貼在自己家裏，讓我們時刻警惕自己過去的錯誤，從此緊跟毛主席永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當時我們家還沒有搬到醫院的宿舍樓，我們住在名叫向陽弄的一所房屋裏，是一間大屋子，中間隔開的牆是用鐵絲將竹子橫豎綁紮起來，再在竹子上糊上舊報紙。我父母睡在裏面的牀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牀上。我們覺得父母的話有道理，同意將這張大字報貼在家裏，但是我們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貼在裏面父母的牀頭，要貼在我和哥哥的牀頭。我們的父母欣然答應。
不久之後，我父親被下放到了農村，他身背藥箱走在鄉村田間，給農民們治病。當造反派意識到他們是放過了我的父親，再去農村抓他時，已經找不到他了。樸實的農民們保護了他，把他藏了起來，讓他非常幸運地躲過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張了不起的大字報在我和哥哥的牀頭牆上存在了一年多，積滿灰塵和紙張泛黃破裂以後，它自己沿着牆壁掉到了牀底下，然後被我們遺忘。最初的時候，我每天睡覺前和起牀後，都要用神聖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後，我進入了初中年級，開始大規模書寫大字報了，而且是親自書寫，不再是尾隨其後的署名。文革時期最著名的寫作班子來自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筆名爲梁效，是兩校的諧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個同學也成立了一個寫作組，筆名來自當時著名的文革電影《春苗》。
那個時候剛好是黃帥事件席捲全國。年僅十二歲的小學生黃帥寫了一篇批評老師的日記：“今天，xx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面，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說得不確切吧，教鞭是讓你用來教學，而不是來打同學腦袋的。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老師看到日記後大發雷霆，認爲黃帥是“爲了拆老師的臺”。接下來兩個多月的時間內，老師不斷批評黃帥，還要求其他同學不要理睬黃帥。孤立無援的黃帥只好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在日記上，老師卻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喫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報》刊登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曰，《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載，還加了編者按。當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也轉播了這篇報導。黃帥紅極一時，成爲全國家喻戶曉的反潮流英雄，全國的中小學生紛紛向她學習。可是好景不長，兩年後，隨着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幫”被抓。十六歲的黃帥一下子從天堂掉進了地獄，成爲了“四人幫”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黴，母親寫下了幾十萬字檢査，父親被逮捕入獄。直到一九八一年，黃帥的父親才獲得平反，走出了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