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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這位中國留學生：“我們討論的不是幸福的標準，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幣的人，你說這樣的話會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這個人。”
中國這三十多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三十多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百分之九，二〇〇九年的時候，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二〇一〇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可望達到八萬億元，有關部門驕傲地聲稱中國將成爲世界第二富國，僅次於美國。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後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這兩項應該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經濟指標，在今天的中國竟然差距如此巨大。這組數據說明了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失去了平衡的社會里，或者用民間的話語來說我們生活在國富民窮里。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會帶來夢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 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裏，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裏。而溫哥華ubc那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感到，我們還生活在社會認知的巨大差距裏。
最後，我要簡短地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來結束這篇文章。這是發生在中國南方某個城市裏的故事，在林立的現代化高樓和商場里人頭攢動的欣欣向榮的景象裏，一個六年級的小學生被綁架了。
兩個窮途潦倒的綁架者，身無分文又毫無綁架經驗。他們尋找工作四處碰壁艦以後，決定鋌而走險，既沒有周密計劃，也沒有充分準備，在光天化日之下即興綁架了這個放學回家的小學生。他們捂住小學生的嘴巴，將掙扎的小學生拖進了一處正在拆除的廠房裏。他們就在這個廢棄的廠區安營紮寨，從小學生那裏要了他母親的手機號碼，走到附近街邊的公用電話亭給小學生的母親打了電話，讓她拿錢來贖人。他們都不知道應該去一個更遠的地方打這個索要贖金的電話，警方根據小學生母親手機上留下的號碼，鎖定了綁架者所在的區域，所以他們很快就被捉拿歸案。
兩個綁架者在索要贖金的時候，沒錢去買盒飯，其中一個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幣回來，買了兩個盒鈑，一個盒飯給小學生喫，另一個盒飯兩個綁架者分着喫。獲救的小學生後來對警察說：“他們太窮了，放了他們吧。”
革命
西方有一些知識分子墨守成規，他們認爲只有在政治體制充分民主的社會里，經濟才能高速發展。於是他們十分奇怪，在一個政治體制不夠透明的國家裏，經濟發展的速度爲何如此驚人？我想，他們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點：這個經濟奇蹟的背後有一雙強勁的手在推動，這雙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