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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東有條清水河，河岸是個小山坡；社員坡上挖紅薯，鬧鬧嚷嚷笑呵呵。忽聽河裏一聲響，河水濺起一丈多，嚇得我忙大聲喊：『誰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聽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個紅薯滾下坡！』”一九五八年八月開始，中國廢除了鄉一級的行政體制，一窩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窩蜂地辦起了公社大食堂，農民們不在自己家裏喫飯了，到公社食堂裏大喫大喝起來。“放開肚皮喫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當時風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糧時毫無計劃，而且大肆浪費，有些地方還推出了喫飯比賽，一些參加比賽的農民爲了奪得喫飯冠軍，把自己喫成了胃擴張，躺在了醫院的病牀上。
幾個月以後，中國各地的糧倉空空蕩蕩了。然後，這出浪漫主義的荒誕喜劇無奈落幕，現實主義的殘酷悲劇隨即拉開了帷幕。
大饑荒冷酷無情地籠罩了中國。由於此前各地都虛報糧食收成，國家徵收量遠遠髙於實際產量。虛報收成是地方官員的向上表功行爲，付出慘痛代價的卻是農民，他們的口糧、種子糧和飼料糧也被國家徵收了。一些地方以革命的名義，開始了野蠻和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和生產大隊的幹部奉命成立“査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査。在農民家中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糧食就動手毆打農民。安徽鳳陽縣的小溪河公社在“反瞞產私分”運動中，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多人被打成殘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中。這時候，飢餓猶如狂風般席捲而來，死亡像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一樣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根據後來中國官方公佈的資料：大躍進期間，僅四川一個省餓死的人數就高達八百一十一萬，每九個人裏面有一個餓死。
很多年過去後，就在人們不斷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之時，大躍進式的發展卻仍然在我們的經濟生活裏到處嶄露頭角。大躍進式的機場建設、大躍進式的港口建設、大躍進式的高速公路建設等等，這些大規模的基建項目理論上必須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項目，再向中央政府報批。於是不切實際和鋪張浪費的重複建設項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運動一樣磔淼烈烈。以港口建設爲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長的海岸線上，分佈着秦皇島、京唐、天津、黃驊四大港口。二〇〇三年的時候，雖然這四個港口都處於“喫不飽”之中，可是四個港口仍然不斷加大投資擴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躍進式的建設，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下，很快軸就從“喫不飽”變成了“喫得太飽”。然而另外一些大躍進式的建設，仍然處於則飢餓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黃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還是爲數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轎車行駛其上，幾乎看不到集裝箱車。網上有人戲稱這些高速公路隨時可以進行比賽，也有人喜氣洋洋地說這些安靜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決定大幅度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中國教育的大躍進開始了。到二〇〇六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萬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萬人的五倍；高等學校在學人數二千五百萬人。爲此，教育部驕傲地聲稱：
“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先後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成爲世界第一。經過短短數年的艱苦努力，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千多美元的條件下，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衆化，走完了其他國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路。”
今天的中國，光榮的數據後面總是隱藏着危機。中國的大學用於擴招的貸款已經超過二千億人民幣，這筆數額巨大的貸款很可能成爲中國商業銀行的又一輪壞賬，因爲中國的大學實際上無力償還用於擴招的貸款；另外，大學學費在十多年裏，在等級不同的大學裏暴漲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長多出十倍。有人計算，今天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四點二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十三點六年的純收入：還有，大躍進式的擴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困難，現在每年都在新增超過一百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這已經成爲當今中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很多貧窮的父母爲了供養兒女讀完大學，不惜傾家蕩產負債累累，可是當兒女大學畢業以後立刻成爲中國失業大軍中的一員。貧窮的父母們只能欲哭無淚地紮根於更深的貧窮之中。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一些窮人的孩子放棄了他們的人生夢想，中學畢業就背起鋪蓋外出打工，因爲他們即使考上了大學，畢業以後他們仍然要面對失業，而且還要面對鉅額債務。二〇〇九年，中國大學高考的報名人數在連續三十二年的增長以後，出現了首次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