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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你的採訪。”這位記者以同樣的嚴肅回答我：“這是山寨版的採訪。”我啞口無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面對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詞，立刻在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歐洲四個國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換一張牀睡覺，月底回到北京時疲憊不堪，加上時差的影響，連續兩天精神恍惚，時常覺得自己仍然身處歐洲。我打開計算機，上網去瀏覽一下，看到了一條山寨版新聞：楊振寧教授的妻子翁帆懷孕了。
二〇〇四年，八十二歲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和二十八歲的翁帆結婚以後，一直是山寨版新聞追逐的目標。現在山寨版的新聞編造出了翁帆懷孕的消息，而且是楊振寧接受採訪時透露，楊振寧在山寨版的採訪裏說了不少蠢話，比如他微笑地說，翁帆懷上的孩子已經被證實是他的。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這條山寨版的新聞對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讓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確定自己已經回到了中國。
如果將山寨現象假設是社會弱勢羣體面對強勢羣體的革命行爲，那麼這樣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國曾經大規模地發生過，我說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喊出的“造反有理” 的口號，激發出社會弱勢羣體的革命本性，他們狂熱地造反了。 他們將當時的強勢羣體，也就是當權者紛紛打倒。當時中國共產黨傳統的黨委和政府領導機構也在瞬間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領導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一個人只要拉上一羣人，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立一個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爲總司令。山寨領導機構過多以後，出現了權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於是各個造反司令部之間開始了暴力鬥爭。上海的各個造反派之間的鬥爭動用了槍枝彈藥，武漢的造反派更勝一籌，竟然動用了大炮，互相炮擊對方的陣地。山寨領導們爲了權力互相進攻，他們之間的武裝衝突，很像是土匪之間的混戰。然後，勝利者收編失敗者的殘部，壯大自己的勢
各地黨委和政府的傳統權力體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後，代表着新權力體制的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間的混戰中勝出的山寨版司令們，紛紛搖身一變，成爲了正版的革命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