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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爲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裏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爲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