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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長江南岸邊上的這座城市是嶄新的,被九座不太高的山圍住,環繞三片湖水,一面臨江。叫做花山、玉山的兩座山,其實就是巨大的盆景,一座五百米左右,另一座六百米出頭。山上松樹林是像樣的,颳風的日子松濤聲也打哨,山下都聽得見。兩座山的山腳憑藉山勢立着嶄新的紅磚樓房。綠的山和紅的房,讓上山的人往下一看,就要大唱《社會主義好》。
樓房一律四層,張儉家在四層樓最靠頭的單元,樓上鄰居誰也不會有意無意走錯門走到他家去。房有兩間,帶一個能擺下喫飯桌的過道。陽臺上一趴,臉往左一側,就是一面開滿金紅色野花的緩坡。
整個懷孕期間多鶴沒出過門。這天下午,她套上張儉的帆布工作服,八個多月的便便大腹就被遮得嚴嚴實實。她呼哧帶喘地來到山坡上,倒是要看看這是什麼花,一開開成一片山火。走近了,她失望了,發現這不是代浪村附近山上開的豬牙花。豬牙花每年四月開,到了夏天,就變成更美的山百合了。每次小環和丫頭爬山回來,總帶回松果、野蔥和野芹,從沒有把花帶回家。
多鶴被大得嚇人的肚子壓得微微仰身,看不見腳下的路,只能拉緊一棵棵松樹慢慢往上坡爬。三月的太陽已經有點燙人,不久多鶴脫得就剩一件貼身背心。她把工作服打了個包,用兩個袖子把它捆在背上。
金紅色的花細看花瓣上一層細絨,花蕊長長地翹出來。丫頭好奇起來,眼睛完全綻開,從二孩那裏來的駱駝眼睫毛就成了黑色的花蕊。多鶴常常發現自己的臉映在丫頭黑得像井底的眼珠裏。丫頭把小環叫成“媽”,把多鶴叫成“小姨”,每回她的腮幫或手背或後脖頸癢癢地停落着丫頭那雙毛茸茸眼光時,她便覺得六歲的丫頭不那麼好糊弄:她六歲的腦瓜在飛轉,這三個人到底都是什麼關係?用不了多久,丫頭會有她自己的答案。那是她們祕密母女關係的開始。
遠處,工廠的小火車悠揚地叫了一聲,比一般火車調門稍高些,也模糊些,聽上去跟另一個世界似的。
世上沒有多鶴的親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體給自己製造親人。她每次懷孕都悄悄給死去的父母跪拜,她肚子裏又有了一個親骨肉在長大。
幾個月前,丫頭和多鶴一同洗澡,她突然伸出她細嫩的食指,順着她肚子上那條棕色的線劃下去,然後問她肚子是不是從那裏打開、關上。她說是啊。丫頭手指劃得重了一點,肚子都給她的指甲割疼了。但她絲毫不躲,讓她往深處探問。丫頭果然又說:“打開了,這裏就會出來一個小人兒。”她笑着看她入迷的樣子。丫頭又說,她從裏面出來,然後這裏就關上了,等弟弟出來,這裏又打開。她的手指甲使勁劃上劃下,馬上就想打開它,要看透大人們扯的一切謊。
手上抓了兩大把金紅色的花,多鶴髮現下山幾乎寸步難行。她找了塊石頭坐下,鍊鋼廠的小火車拉長聲調從一頭往另一頭開,過一會兒,又有一輛拉長聲調開過去。多鶴把眼睛一閉,拉長聲調的小火車就是她童年世界裏的聲音了。代浪村的孩子都是聽着小火車聲長大的,喫的、穿的、用的日本貨是小火車運來的。她記不清日本的任何事情,小火車運來的一包包擺放整齊、裝幀考究的紫菜,一小捆一小捆仔細摺疊包裝的印花布,就是她的日本。代浪村有個啞巴不會說一個詞,學小火車尖叫卻學得一流。多鶴這時閉着眼坐在石頭上,把遠處鋼廠的小火車聽成了逗孩子們樂的啞巴。
鈴木醫生也是從小火車上走下來的。鈴木醫生戴雪白手套、漆黑禮帽,穿藏藍洋服,走起路來,手杖邁一步,腿邁兩步,兩條腿和一根手杖誰也不礙誰的事,把村裏的鄉間小路都走成了東京、大阪的華燈大街。不久她就知道鈴木醫生連同手杖一共有四條腿——他的左膝下面接了一條機器腿。鈴木醫生因爲要支配那麼多腿才從前線退了下來。多鶴相信東京、大阪一定美好,因爲鈴木醫生就那麼美好。全村的女孩子都這麼看鈴木醫生:即便打仗打掉一條腿還是那麼美好。在代浪村最後的日子裏,鈴木醫生的真腿、假腿、手杖急得走亂了,他一家家鼓動,要人們跟着他乘小火車離開,經過釜山搭船回日本。他說蘇聯人突然和英、美站到了一起,從背後的西伯利亞掃蕩過來。所有人跟他來到鹽屯車站,卻看着火車把怒髮衝冠的鈴木醫生帶走了。多鶴覺得鈴木醫生最後的那瞥目光是落在自己臉上。多鶴相信有些神祕的鈴木醫生能把別人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他應該知道多鶴多麼想跟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