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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線的另一端，一個騎馬的人出現了。這是個女性，長髮飛散，衣不蔽體。說準確些她等於全身赤裸，但仍束着皮帶，斜挎一隻鮮紅的小布包。她身後跟着浩浩蕩蕩上千匹馬，蹄聲如滾雷。她突然勒住馬，望永恆的藍天下完全變樣的草地：沒有畜羣，只見遠遠有一些花紅柳綠的非男非女。人們正驚慌地逃竄，因爲他們發現一個持槍的赤條條的少年走來了。
她不解地望着，思索着。草地漸漸靜下來。只剩下一個人，就是我。當時還是個年輕姑娘的我發現這個滿臉皺紋的女騎手其實遠遠比我年輕。她說：“怎麼回事，我剛離開一陣去追馬羣，草地怎麼就衰敗成這樣。”幾乎沒有牧草的草地令她焦灼：“我的馬羣喫什麼？它們都是軍馬，將來的戰馬！”馬羣按她的願望已擴展到不見邊際，洶湧的脊背如浪濤澎湃。
我不忍心告訴這個一心追隨理想的姑娘：不是像她說的僅過了一陣子，從她隻身去攔阻馬羣，至此已有十餘年。這麼長一段歲月中發生的變化我一時也難講清，包括在某天清晨，廣播電臺正告知全世界我軍已取消了騎兵，軍馬已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即使我如實講了，她也肯定不信。她怎麼會相信今後的戰爭中不再需要軍馬這種最忠勇的助手呢？她固執地認爲她離開草地僅僅一瞬，幾天，最多個把月。過去她們追馬追許多天也是常事。大約從她不需要睡眠的時候起，她的時間概念就已發生了變異，其實從那時，她自身就在形成一個有關信仰的神話。
最令她痛心與不解的是：人們說那個去追馬羣的沈紅霞死了。她問我：究竟怎樣才能證明我活着呢？我對所有人講我沒死，可沒有一個人承認這事實。這個牧馬班的女知青死了，這早就記錄在案。當一個人被公認爲死了，被最正常最普遍的有關死的邏輯論證爲死了，那就很難推翻這定論。像世上一切有定論的東西一樣，人們寧可相信定論，不相信她。她痛苦而憤懣，因爲她無法證實自己實質上並沒有死。一個感知着自己活生生的精神的人怎麼會死了呢？
我沒能安慰她，雖然我不盡然相信定論。她活着還是死了，我也被困在這個問題上了。我想起她逐漸奉獻的一切：先是下肢，而後是嗓音和眼睛。古人對“犧牲”的解釋是：色純爲犧，體金爲牲。因此我也無法確定她生命的存在形式。這樣，我目送她趕着浩浩無垠的馬越過我，繼續走着她那類似聖者遠征的漫漫長途。她瘦削赤裸的身體上，那個紅色布包十分觸目，這使她形象蒼涼中包含一點兒殘酷。
遠去的她帶有一種歷史的陳舊色彩。
一九八八年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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