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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電影了？”我說。
“我進禮堂的時候，電影還有十分鐘就結束了。場子裏擠滿了人。沒座位的人站着，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面的人乾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盡是人影子。我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有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我對他說：‘你肯讓我站上去看一眼嗎？’他先不理我，後來看見我手上有張兩塊錢的鈔票，馬上跳下來。那年頭兩塊錢大得很吶，我們一個月才發五角錢買衛生用品、買菸。
“我站到兩個凳子上面，動一動就會跌下來。我個子大，比人都高一頭。電影上的人是男的，過幾分鐘，還沒女的出來。我腦子急得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只曉得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電影上出來個女的，大眼、尖下頦，跟小時候的你媽一個樣。十幾年沒見了，怎麼看怎麼熟悉！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褲腿，捶我腳趾頭腳孤拐，我也顧不上理他，已經一臉都是眼淚了。我嗚嗚地哭啊，淚水把眼弄得什麼也看不清了。我什麼都看不清了，就用兩個手滿臉地揩眼淚。十幾年沒見過的女兒。”
路燈下，我見姥爺的臉硬硬的，並不太感傷。但我確定他在走進燈光之前偷偷把眼淚抹去了。
“我那樣嗚嗚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壞了——他肯定沒見過老頭像我這樣不知害臊，嚎出那種聲音來。他讓我安安生生站在那兩個凳子頂上，哭了好一會子。他就讓我站在那上面嗚嗚地哭。我不曉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曉得人都在散場了。從我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我，看這個老頭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號衣，跟猴子似的爬那麼高，爬那麼高去嗚嗚地嚎。人都走光了我還不曉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麼高就砸下來了，嘴和臉跟身子一塊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爺不答我，換了個語氣，帶一點微笑地說：“我都不知道那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回去還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場子的人掃得我一身灰塵，香菸頭、瓜籽殼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來，渾身肉疼，像皮給人剝了，一動就冷颼颼地疼。那個痛讓我忘了跌碎幾顆牙。我等會告訴你這個痛是哪來的，先講那些清場子的人怎麼把我拖到外面，說快把這老頭抬衛生所吧，說不定還救得活；也有的說，還值當抬嗎？先放在這裏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隊來認屍首。我衣服上的號碼上有大隊中隊的編號。三中隊一來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來的，逮着會給我加刑。我這刑還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們一轉身，我就忍着疼爬起來。還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凍住了。從場部回我們隊是迎風。那風是滿頭滿臉地砍，滿嘴地鑽——沒牙了嘛。我怎麼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隊裏，趕上早晨六點的點名，不然也當逃跑論處。我看到我們隊那片土坯房的時候，天泛白了。也不曉得我怎麼就倒在雪裏頭。後來我們那些人說，他們從我的棉襖棉褲裏剝出個血人。我們犯人都沒有內衣內褲，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裏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舊棉花織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氈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廢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輪迴了多少次，早沒彈性了。據說裏面還摻了碎紙渣，全靠分量擋寒。那東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嗎？給汗溼，又結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樣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還不都給它挫爛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語說‘不死蛻層皮’，那是真的，一塊好皮都沒了，……”
姥爺忽然不說了。我們已到了家門口，媽伸個頭在樓梯口，見我們便說：“我這就要出去找警察報案，我家丟了兩個人！”她從姥爺手裏抽過報就走。媽眼下在電影中演的角色越來越次要，也越演越無聲息。不經常地，晚報會有一兩行字提醒一下人們：她尚活着，尚演着。這是她讀晚報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證實一下：人們尚記着她曾經的美麗，人們尚諒解已不再美麗的她。媽有成大角兒的本錢，卻不知怎麼就錯過了一生。她一向認爲主要得歸罪姥爺：因爲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從來都沒有得到重用。連姥爺自己都不知道他這麼個疏遠政治的人怎麼會成個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槍斃，值得關押30年，值得特赦，總之，值得許許多多的人爲他麻煩。在那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個人命運的時代，媽的推斷或許有道理。我從來沒有聽過媽叫姥爺“爸爸”。她實在無法把她一生不幸運的根源叫做“爸爸”。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不要有這樣一個姥爺。沒有這樣一個姥爺，我們的日子會合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