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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常地寫信給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鎮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個飯館子裏午飯——飯或是面，加上冬筍肉絲，豆腐衣炒青菜，煎雞蛋之類。每隔七八天，總來這麼一次遠足旅行。他盼望這旅行的心，越來越迫切了。
然後有一天，王同志來看他，問他可有什麼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鎮上開會，可以替他代寄。
顧岡發現他自己竟憤怒得渾身顫抖起來。隔這麼些天喫這麼一頓飽飯，都不許他喫嗎?然而，他極力抑制住了自己。當然，他每次到鎮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隨着他，刺探他的行動。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喫一頓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會反對的。因此而對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沒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說。他昨天晚上寫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書壓在上面，因爲封不牢。自然膠水“面向大衆”，跌了價之後，就不粘了。
這樣瞪着眼說謊，真是太危險的事。如果王同志剛巧拿起這本書翻翻，看見底下壓的這封信，他一定當是信裏有點什麼祕密。不然爲什麼不敢給別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這間房，越快越好。
“快過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開玩笑地說。“想愛人吧?”他用着老共產區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詞。顧岡只是笑。“王同志，你過年不回家去看你的愛人?”
“我兩年沒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說。“一年忙到頭，實在走不開。”
“你爲人民服務太熱心，王同志。我看你實在是忙，從早忙到晚，讓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學習。”
“你太客氣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