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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宜昌發生兵變。據岳陽《大公報》載：“夜半，駐宜昌十八師與十三混成旅部分士兵因反對王佔元剋扣軍餉，突然譁變，變兵搶劫財產後房屋則被火焚一空，如二架牌坊自大十字街起至禮泰藥房止，二面房屋焚去二百多家；鼓樓街焚去天寶銀樓等；北門焚去當鋪、商店數家；白衣庵街焚去蕭鼎新布號等數十餘戶；東嶽廟街焚去五十餘家；南門外正街焚去鳳祥銀樓等數家；一馬路焚去慎泰食品店、成章洋貨匹頭店、利昌罐頭店、新鳳祥銀樓、日商武林洋行、大阪堆棧、德商馬金洋行等。損失最重者爲城內城外綢緞店、京貨店等，皆如水洗。是夜，變兵搶佔電報局，不準市民向外拍報通話。”
另據官方統計，此次兵變所受損失，宜昌地方財產六百二十五點三萬元。外商受災的有四十家，其中日本十九家，美國八家，英國七家，俄國和意大利各兩家，法國和希臘各一家。總計損失兩千萬元。
繼宜昌兵變後，次年六月，陸軍十八師、第八師、第二師的部分士兵在武昌、沙市等地再次譁變，該地損失更甚，銀行、官錢局、造幣廠亦被焚。
幾次兵變因有礙外商和外國僑民利益，停泊於長江下游的英國炮艦“格那脫”“格列格”號奉命西上抵宜昌。美國炮艦“孟活開”號和日本軍艦亦先後抵宜昌。駐華法國公使和日使均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
北京政府迫於壓力，在處理此次事件時格外謹慎，急令湖督王佔元嚴懲禍兵。之後數名主官被免職，十四名營以下軍官被處決。向中和的第十三混成旅被取消番號。不久，王佔元本人也因“督軍不力”被免職。王佔元被免職之前，幻想挽回局面，要對北京政府做出姿態，決定處決所有參與兵變的士兵。名義上他給一千二百餘名變兵發足兩個月餉銀，聲稱將其遣回原籍，暗地卻密令第四旅旅長劉佐龍在湖北孝感車站設下埋伏。待押運變兵的火車停孝感時，將手無寸鐵的變兵全部槍殺。
王佔元爲使此計執行得徹底、無誤，還特意遣派知己赴孝感監督。這時他想到的是向中和。
正爲兵變事受着牽連的向中和被招至都督府。他知道這次見王佔元定與兵變有關，也已做好受罰準備，卻萬沒想到這次被召見的“使命”之特殊。王佔元也沒有想到，當他在都督府推心置腹地將任務交代給向中和之後，向中和竟駁回了他的命令。向中和坦誠地對王佔元說：“王大人，我跟你征戰多年，深知大人的性格，大人也深知我的性格。當年我在笨花老家被徵入伍，在回答王士珍大人的問話時，就說過我崇尚的是孟子的中和之道。當時我爲自己取名向中和便有這層意思。現時湖北兵變禍及大人，我的十三混成旅也因少數人打劫滋事，受到政府的裁撤。在上我對不住政府和王大人，在下我也對不住手下的弟兄，是我沒帶好他們。可，王大人遣劉佐龍去孝感向弟兄們動手，我於心不忍。大人再讓我赴孝感督陣，我就更難成行，萬望大人海涵。大人若能以慈悲爲重，能饒過這些弟兄，讓他們還家爲民，這是大人積下的大恩大德；若大人執意要解決他們，請另定他人督陣吧。”
身處逆境的王佔元正心緒煩亂，聽了向喜這番話，自然更添幾分不悅。但他還是壓住了心頭的怒火對他這位老同事說：“謙益呀，自打我們早年在保定相識，我就看出你是個仁義之士。你打龜山、下荊州，我又看出了你的用兵之才。這也就是我把你留在身邊多年的原因。當然了，也就耽誤了你仕途的升遷。從保定武備學堂起到現在快二十年了，你纔是個少將旅長，我虧待了你啊。但是這次事件非同一般，對我的打擊也非同往常。北京政府和湘鄂兩省的鄉紳決不會輕易放過我。所以我想，假如我設下的這個……舉動能有助於對宜昌兵變所造成的後果的平息，我還是不準備改變我的計劃。謙益，你要是不幫我，我也決不勉強你。我尊重你的爲人處世。再說，看現在局勢的發展，也許你我分手的日子已經不遠了。你沒看見湖南人正拋出一個驅王援鄂的計劃，其目的不就是爲了趕走我麼。看來你我還是好離好散爲對。”
向喜說：“王大人對我的過獎我實在不敢當。像我一個笨花人，能有今天，也全靠了王大人的栽培。我沒把兵帶好，那是我的才疏智淺。至於大人所說的後果，那是我不願看見的。我想北京政府在處理此事時不會那麼不管不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