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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傳芳離開保定後，不久真去了福建，繼而又從福建進入滬杭地帶。向喜也終於應邀扔下他的取燈和太湖石，隨孫傳芳前往。當孫傳芳統領起東南五省時，向喜是爲孫傳芳鎮守東南門戶吳淞口要塞的主官，稱吳淞口要塞司令，授中將銜。
取燈在保定過着安生而富足的日子，她按照父親的吩咐先在琅瑚街讀完小學，後來考的是地處保定南關的同仁中學。同仁是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課程設置、師資力量都處於領先地位。校規校風又竭力適應着中華民族的民風民情，單看它的校歌也可窺見一斑。同仁的校歌本是由堯舜時代的《卿雲歌》改編而來，歌中唱道：“天覆地載，日月照臨，春風化雨，一視同仁……”而它的盾形校徽和藍白相間的校旗，在保定更是獨樹一幟。校方對校徽的解釋是：盾象徵着自衛，加之內中的同仁中學四字，便是同仁抵禦着舊勢力，去創造新的事業。而校旗的藍白則象徵着大海和純淨。
同仁古樸而有活力的校風，務實而又先進的課程設置，一時間在華北一帶名聲大噪。尤其它那主張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生動活潑的教學理念，更是受到在校學生的歡迎。學校爲使學生把課本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特開設工廠車間，成立專門小組，出資購置各種機器、器械，甚至連電影放映機這種罕見的物件也不惜血本購進幾臺。學生們節假日可騎着校方的自行車，帶上放映機，分小組到農村爲農民義務放電影。而男生們還可以自願報名去參加一些修橋補路的義務勞動。
同仁的生活激盪着取燈的心，她按照向喜的設計，順容的關照，學校的教育，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位保定的“新式女孩”。爲了活動方便，她還給父親寫信，要求買了一輛自行車。每逢星期天，她和放映小組便騎車奔波於鄉間的小路上。
開始順容不主張取燈騎自行車，她說她看不慣一個女孩子騙着腿上下車的樣子，這就不如坐洋車的女子看起來文雅。取燈說，我又不能坐着洋車去鄉下放電影。再說，騎自行車也是運動，坐洋車像小姐。順容說，你就是小姐，你媽我沒當過小姐，我閨女就得當小姐。爲買自行車，取燈說服不了順容，纔給向喜寫了信。向喜很快回信同意了取燈的請求，順容才勉強也同意下來。
向喜支持取燈買自行車，卻不支持她去放電影。去鄉下放電影，又使他想到了那些走村串廟“撂地”的流浪藝人。他願意讓取燈遠離這些。爲此他給取燈寫信說，他倒覺得同仁那個學醫護的小組更適合她。向喜還提到，在老家笨花，她還有一位行醫的大哥，大哥在笨花受着鄉人的尊敬。後來取燈聽了向喜的建議，參加了同仁的醫護小組。因爲在騎車放電影的日子裏，她曾親眼看到鄉村有不少患着病卻不得治療的鄉民。
取燈在保定和順容相處得融洽，和兩位哥哥文麒和文麟也相處得融洽。取燈念初中時，文麒和文麟已是西關育德中學的高年級學生。文麒酷愛文藝，他正迷戀着京劇裏的餘派老生，有興致時甚至還以票友的身份登臺獻藝。電影更是他迷戀的藝術形式之一，有位保定籍名叫王元龍的知名影星，家住保定小金線衚衕，這年全國各地正在上演着他主演的電影《美人計》。文麒和王元龍認識，一次王元龍回保定探親時，文麒就領取燈去拜訪王元龍。王元龍不僅以禮相待爲取燈在本子上簽名留念，還專門陪他們兄妹到東大街電影院看了電影《美人計》。王元龍在電影院的突然出現，自然引起一場波動，場內電燈突然大亮，把所有光亮都照射到王元龍身上，燈光也照亮了文麒和取燈。這讓取燈有些不知所措，她東躲西藏才總算藏在了人後。但這件事卻叫她終生難忘，這使她瞭解到，世上原來還有這樣風光的職業。不過王元龍的風光並沒有帶給取燈真正的豔羨，她不喜歡這種在燈光照射下的風頭。有一次她給父親寫信講了這件事，向喜讀過信後鬆了一口氣，心裏說謝天謝地，幸虧你不稀罕燈光這物件。電影院裏的燈，雜技棚裏的燈，不都是燈麼。他還暗自欣喜他對取燈的設計和教育收到了效果，取燈已不再是喜歡登梯爬高的那個小閨女了。
文麟不似文麒那麼“活泛”，在學校他迷戀英文和歷史，課外迷戀的是西洋音樂。他有一架自動換盤的留聲機，他還積攢了成套的唱片。取燈不斷從他那裏聽到一些外國音樂家的名字，文麟告訴取燈，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樂叫《英雄》，第五交響樂叫《命運》。俄國強力集團的首領叫莫索爾斯基。而聖桑的《天鵝之死》並不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文麟少言寡語，喜歡一個人思想，還喜歡一個人到街上喫零食。有時他會揹着順容，帶取燈一塊兒到街上找零食喫。一塊麥芽糖，一把鐵蠶豆，一串紅果夾着橘子瓣的糖葫蘆。文麟喫，取燈也喫。直到文麒文麟都赴北京考入大學之後，取燈還留戀着她和兩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