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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讓爸爸去找爺爺。爺爺那個時候已經從文革中被打倒的狀態恢復了地位，而且因爲一直以來出色的業務能力，重新做了處長，據說馬上又要提拔。媽媽尋思爺爺在銀行，銀行就是管錢的事，外匯難道不是錢嗎，爺爺一定能找到什麼途徑，把這筆錢說圓了，說通了，那就一切都解決了，再不濟爺爺也認識其他領導，或許能找到關係，有領導介入的事情，就沒有不能平息的。
爸爸嚇了一跳，他從來沒有想到找爺爺這條路。事實上，由於一直怕爺爺不同意，爸爸從始至終一直不敢告訴爺爺外匯的來路。此時此刻媽媽的提議讓爸爸陷入了糾結。媽媽說的固然不切實際，但也不是沒有一兩分道理，即便爺爺沒法直接插手，但或許也能間接提供些解決的法子。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爸爸心裏卻不想走這一步。
我在他們身旁適時地哭了起來，號啕大哭，像是責怪他們竟然這麼久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卻糾結一些無聊的無關生死存亡的小問題。我的哭泣引來了媽媽的愛撫和乳房，在我滿意的吸吮中，爸媽的對話暫時被打斷了。
有半晌沒有再說什麼，一直到餵奶的最後，媽媽拍着我的後背，才加了句：“你去找找爸，現在就去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想，我先想想。”爸爸說。
等到爸爸出了屋子，他在宿舍樓外面來來回回走了幾圈。爸爸心裏在幾條路之間糾結，心亂如麻。留在這裏什麼都不做，等着調查組找到自己頭上再想法解釋，是最省事的辦法，但也是最沒有希望的辦法。且不說他們的解釋調查組能不能聽進去，即使調查組願意採信，他們的真實情況也並不光彩，頂多是事先就將違法的事情告知了外匯局，可即便事先告訴了也還是不合法。第二條路就是跟着王老西再去南方，闖一闖爭取發財。從他們第一次去深圳的經歷看，這還是有可能的。這一次雖然沒帶着大筆資金，但是還是有很多做些倒賣生意的機會，或者起碼可以幫別人做事，積累一段時間再找自己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肯定是有的。然而這是一條充滿風險的路。若是真的跟着王老西跑路了，能不能不被捉住是一回事，即使能成功暫時脫險，也意味着長時期處於不安全，風頭過去前，要一直跑，也許一年，也許要三五年。第三條路就是像媽媽說的，求爺爺想辦法把外匯的事情遮蓋過去，或是想法找人，靠一些特殊的關係把事態平息。這條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以爸爸對爺爺的瞭解，爺爺一輩子最不喜歡託關係走門路，做一些拿不上臺面的事，以往家裏那麼困難，爺爺也沒有向過去的老戰友和工作裏認識的人開口求過一件事，爺爺骨子裏耿直，看不上那些蠅營狗苟的事情。更何況這次的事情這麼大，就算求人可能也沒辦法解決。除此之外，爸爸也還有其他思慮，讓他不願意去找爺爺的思慮。
六八年秋天，爸爸十四歲的時候，爺爺被人打成右派和走資派，經受了長久的思想教育和批鬥。那個時候，這本也是常見的事，爺爺在前幾次反右中都沒被人揪出來，已算是保了不短的平安，鬥爭中上上下下很多，有的人先得意後倒下，有的人先倒下後得意。但是爺爺天性不愛說話，也不愛熱鬧，即便是鬥爭裏，也多半一個人出入，沒和任何一派混在一起，沒有派別就沒有鬥爭，沒有鬥爭就沒有立場，沒有立場就沒有覺悟，沒有覺悟就要被打倒。到了這個時候，爺爺再沉默也躲不過去了，而且因爲沒有派別，任何一派也不會來給他撐腰平反，於是就成爲人民叛徒。爺爺的罪名很多，解放前爲國民黨工作、“現行修正主義大毒草”、背離人民路線的“走資派”、“右傾機會主義者”和“美蘇特務”。銀行門口的大紅橫幅上開始出現爺爺的名字，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跟在“打倒”兩個字後面。紅衛兵三天兩頭到家裏來，將爺爺拉到街上，在羣衆面前批判，批判之後就是種種變本加厲的體罰。爺爺那個時候年紀輕輕就做到了處長，平時憤恨的大有人在，一人打一拳踢一腳，打得骨折，爺爺的身子就像洪水下的潰堤一樣倒下去。爺爺年輕時胃口就不好，這樣一番折騰之後，胃徹底壞掉，傷過的腰和腿在老年轉爲嚴重風溼。批鬥到了第二年，爺爺已經瘦了二十斤。
爸爸的抉擇也就被迫在這個時候作出。
或許是批鬥同一批人感到厭倦，或許是情緒燃燒起來就停不下，批鬥的隊伍漸漸把目光從臺上的轉移到“臭狗屎”的下一代。爸爸本來在紅小兵的隊伍裏就被人嘲笑輕視，當不上紅衛兵，時候久了更嚴重，被逼着選擇站位：站在人民的叛徒爺爺一邊，還是站在人民這邊。不表態不行，表態了沒有行動也不行。更關鍵的是，那時候爸爸自己也開始相信那些指控，他不清楚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心懷不軌：五八年，爺爺反對剛出臺的糧票供應制度，與社會主義爲敵；六零年，爺爺打報告懷疑各地遞交到銀行的經濟數據、公然質疑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六二年，爺爺建議給生活用品類工廠自主決定產量的權力，這是“資本主義妄圖顛覆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這些被同事陸續揭出的罪狀，在一次次批鬥會上越堆越高。最終，爸爸在同學和紅衛兵帶頭人的帶領下，走上了高臺，當着衆人的面喊了口號，唸了批判書，與爺爺劃清界限，並在爺爺頭頂上啐了一口唾沫。
就是這一口唾沫，成爲爸爸心裏的梗。等到他下鄉時，他已經十七歲，這口唾沫開始在深夜裏浮上他心頭，並且變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十八歲時，他見到王老西擋在批鬥他爹的紅衛兵身前，揮舞着流氓拳一陣亂打，臉上都是血，雖然寡不敵衆，但那種不要命的樣子卻當真把衆人嚇退了；二十二歲，他見到黑白電視裏的審判和一系列平反；二十五歲，當他還在插隊的村裏流放，獨自一人，眼看着周圍人一一回城，他第一次那麼深切地感覺到羞恥：所有人都演出了一場熱烈的戲，曲終人散，各自回到生活，只有他真切地入戲了，不僅僅被裹挾到荒蕪僻靜處的戲臺子上，還以爲戲是真的。讓他羞恥的不是被裹挾，而是信以爲真。他覺得是那一口唾沫把他留在了村子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