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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爲再見到劉峯會認不出他來。二十歲他就那樣，跟你多熟你扭頭就想不起他長什麼樣。倒不如醜陋，醜陋可以是logo，醜到一定程度，還驚世駭俗。而他不醜，假如由醜至美分爲十個刻度，他的相貌該是五度。穿軍裝戴軍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們演出的軍裝，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種羊毛化纖混紡,特挺括。他的相貌沒有問題；問題就在於沒有問題。因此不管我們曾經如何在一個隊列裏出操，在一個練功房裏踢腿窩腰，在同一個飯堂裏喫“菜腦殼炒肉片”，在同一幢紅樓裏說謊話、搬是非，總之，不管我們曾經怎樣緊密相處，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記住他長什麼樣。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臉龐的海里，我的視線瞬刻就把他釣出水面。而且還是側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還是等等。
他叫劉峯。假如把對劉峯的形象的描寫做一個填空表格，其實也辦得到——臉型：圓臉；眉眼：濃眉，單眼皮；鼻子：圓鼻頭，鼻樑端正；膚色：細膩白淨。個頭兒高一米六九。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給挑來上舞臺的，三十多年前，從我們那座紅樓裏出來的，都是軍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張面孔一副身材讓你不忍目睹。
曾經作爲我們營房的紅樓，二十世紀末被夷平了，讓一條寬大的馬路碾到了地下。紅樓那四十八個大小房間裏，劉峯留下的痕跡也都被碾爲塵土：他補過的牆壁或天花板，他堵過的耗子洞，他釘過的門鼻兒，他拆換過的被白蟻蛀爛的地板條……三十多年前的紅樓就高壽了，年近古稀，該算危樓，只是它那極慢的頹塌過程被劉峯推遲。劉峯有瓦匠木匠手藝，把一座三層的危樓當成個巨大的裂縫雞蛋一樣小心捧着，讓我們在“釘子戶”概念誕生之前無意間做了釘子戶。我們無憂無慮地住在危樓裏，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紅樓的腐朽加劇、頹塌提速時異口同聲呼喊：“誰去找劉峯？”那種頹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現爲某一面牆一夜間龜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沒來由地從天花板脫落，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就這一個好法子：“找劉峯！”
王府井有一羣人正在乞討。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兒丟下一個五角硬幣，他們也一視同仁地立正，把孩子當成小首長，嘎嘣脆地行一個標準軍禮。我有點兒看不下去，掉開視線，而就在此刻，我看見劉峯也站在圍觀人羣裏，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歲剝蝕得深邃了。他圍觀的神態可以用去看倆老頭兒下棋，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們跳秧歌，還可以用去看警察給司機開罰單。
我從劉峯的側面迂迴到他正面。這類平淡臉往往不易老，也不易變，跟同齡人比，他的臉至少嫩七八歲。他是因爲“觸摸”事件被處理下連隊的，下連第二年，就上戰場了。
一個旅遊團的大汽車在長安街一頭的路口停下，下來五六十個西方觀光客。一隊城管跑步過來，開始驅趕圍觀者，人羣亂了。一個老乞丐看見外國觀衆來了，領頭唱了起來，跟旅遊團領隊的電喇叭打擂臺。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穩，往右側看，劉峯卻不在那兒了。我走出人羣，往王府井大街兩頭尋覓。他不會消失得那麼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頭走了一截兒，又轉回來往北走，滿街陌生人。此刻劉峯一定想讓我把他也當個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們的老紅樓還是有夢的，多數的夢都美，也都大膽。
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面張着長長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練習曲，目光漫遊，越過樓下也帶廊檐的迴廊，再越過迴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着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峯。水桶是爲隔壁巷子裏一個男孩兒擔的，男孩兒十七歲，沒有父母，巷子裏的孩子們叫他“括弧”，因爲他那雙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對完好的括弧。孩子們說，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兩條腿當球門，球踢過去都不會擦着“門框”。括弧走路靠一個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兩條腿，板凳四條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條腿要走一刻鐘。每天傍晚，巷口的自來水龍頭開鎖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隊買水。一旦括弧買了水回家，六條腿更忙得不亦樂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後還要挪自己那雙括弧腿，一個鐵皮桶水裝半滿，回到家只剩個底兒。括弧不打水不行，家裏燒一口老竈，做的是賣開水生意。劉峯每天從我們院子裏挑兩擔水贈送給括弧，領導問起來，劉峯說咱軍隊的自來水反正免費嘛。領導想想，覺得沒錯，子弟兵從喫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給的，子弟兵請客送老百姓兩桶水還請不起？漫說括弧這樣孤苦殘疾的老百姓。一個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劉峯就在人們無聊的視野裏走過來走過去，兩個大水桶水裝到要滿出來，可擔水人有能耐讓它滴水不漏。 喫撐了的長號手高強吹出一聲飽嗝兒似的低沉綿長的號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輕盈遠去的矮子嘆道：“哎，怎麼就累不死他？他叫什麼名字？”旁邊的貝斯手曾大勝說：“劉——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