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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成熟到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却不见独立运动的踪影。那是非法的。我们听说了外面那些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迹，但我们只是远远观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按计划，我应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学医或者学工程。然后我会娶大学校长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定好了。我并不抗拒这些，但又觉得它们和我无关。我在大学里愈来愈感到空虚无聊。我听不懂文学课。我看不懂《卡斯特桥市长》。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书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亚还好，但我不明白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读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想说：“这是一派谎言。没人有那种感觉。”教授叫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大声地念着，一页又一页，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念笔记的时候为了更简略，也为了让我们抄得一字不差，从来不说华兹华斯。他总是说W，华兹华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从来不说华兹华斯。W做了这个，W写了那个。
我心乱如麻，觉得我们全都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觉得无所事事，憎恨学业，同时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独立运动的大人物。我责备自己无所作为，责备自己屈从于别人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个时候，听说圣雄号召大学生罢课，我决定响应。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桥市长》、雪莱和济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笔记全扔进去，然后回家等着暴风雨落到我头上。
可风平浪静。好像没人对我父亲提起这事。没听说教务长发话。也许那堆火不够大。书很难烧，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许大学前院太混乱太嘈杂，那儿的大街太喧闹，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干的勾当根本算不得新鲜。
我更觉得自己没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伟人。如果能跟随他们，甚至只是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接触到他们的伟大。而在这里，在王宫脚下，有的只是唯唯诺诺的生活。我夜复一夜思索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知道，圣雄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就在一两年前，在他的隐修处。在宁静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在众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着该如何点燃这个国家。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组织不可思议的盐路长征，从自己的隐修处一直走到海边，去采盐。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亲的房子里，仍旧（为了息事宁人）假装去上课，但忍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煎熬，最终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无比肯定那浮上我心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定要施行。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无论哪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为长久的牺牲，是圣雄会赞同的那种。他指出了种姓制度的诸种罪恶。没人说他错了，但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我的决定再简单不过。我要背弃我们的祖先——祖父说的那些受外族压迫、挨饿受穷的愚蠢祭司，背弃父亲要我在邦主手下做大官的愚蠢愿望，背弃大学校长要我娶他女儿的愚蠢愿望。我决定背弃所有那些死路，把它们踩在脚底，我要做的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为妻。
事实上我已经有目标了。是大学里的一个女生。我不认识她。我没跟她说过话。我只是注意过她。她瘦小粗糙，看上去像是从某个部落来的，皮肤特别黑，使那两颗大门牙显得尤其白。她衣服的颜色有时很鲜亮，有时则很晦暗，仿佛是同肤色融合了。她多半属于低等种姓。邦主给所谓“低等阶层”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人人都知道邦主虔诚，奖学金就是他的宗教善行之一。事实上，那就是我在课堂上看见她捧着书本时的第一个念头。许多人在看她。她谁也不看。这之后我常常见到她。她握笔的姿势奇怪、坚决而幼稚，她抄写教授的笔记，关于雪莱和W，当然还有勃朗宁、阿诺德，以及通篇都是独白的《哈姆莱特》的价值。
这最后一个词让我们非常头疼。教授念这个词时会有三四种发音，全看他当时的心情；当他考我们对笔记的理解时，我们不得不念出这个词，那情形，你真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种发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困窘。由于某种原因，我以为那个女孩既然能拿到奖学金，就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多。可是有一天，教授向她提问——通常他难得注意她——我却发现她一窍不通。她几乎说不出《哈姆莱特》的情节。她只记得那些句子。她以为故事发生在印度。教授自然嘲笑了她，班上的人哈哈大笑，就好像他们知道的比她多很多似的。
之后我更注意那女孩了。她让我着迷，又让我厌恶。她的出身恐怕极其卑微。想到她的家庭、她的族人以及他们的职业，就让人受不了。那样的人去寺庙，不会被允许进入供奉神像的圣殿。主持仪式的祭司决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把圣灰扔给他们，就像扔吃的给狗一样。每当我细想那女孩的事，这一类的念头就会把我包围。那女孩能感受到别人的注视，但她从来不回看他们。她在努力坚持。只要一点点力气就能把她碾碎。我对她越来越着迷，竟生出一丝同情，希望能看看她眼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