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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七歲，還沒讀完小學一年級。世界在我眼裏只是公共汽車一站地：公主墳——翠微路。我以爲天下都是一個挨一個的大兵營，男人都是軍人，女人都是老師和醫生，小孩長大了也都要參軍。
我是少先隊員、班旗手、學習委員、副中隊長、三王。學習成績優異。
我不愛自己的父母，家庭觀念也很淡漠，習慣集體生活，自己洗臉，自己刷牙，自己搶飯喫。你可以說我很獨立，很會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盤。
我的偶像是胡老師。夢中情人是陳南燕陳北燕姐妹和吳迪。但我一次也沒有勃起，前一個只是單相思，後三個都曾追打。
沒人跟我過不去，我也沒有迫在眉睫的難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腳讓我喫過大虧，我的一切危險和生死考驗都發生在夢和想象當中。夢中的歷險豐富了我的感情，使我變得少年老成、色厲內荏。
我信仰共產主義，那東西很具體，是一個類似購物中心的大廈，有形形色色的飯館、超市和遊樂場。每天黃昏放學，看到鋪滿金光的復興路向東西兩端無限延伸，就想那大廈正在這條路某一頭搭建，我這輩子肯定趕得上建成開業。
那年從始至終，我的家鄉公主墳一帶都是一派無動於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時全球還沒有溫室效應這一說，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紛飛，我們經常踩着沒膝的雪去上學。教室裏沒暖氣，只有一個燒着燒着就會自動熄滅的煤球爐子，我坐在後面穿着棉鞋也凍得要不停跺腳。從那時起我的後腳跟就年年長凍瘡。教室窗戶上結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掛着長劍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們常常掰掉冰溜子的尖兒當冰棍喫。
我的耳朵也長了凍瘡，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種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護耳。我有一頂“坦克帽”。那是民品廠仿軍品生產的童帽。說是坦克帽是兒童的誤稱，那帽子額頭有兩個鐵皮風鏡裝飾更像戰鬥機飛行員的帽子。這帽子冒充皮帽，其實是人造革，裏面一層栽絨，戴上倒不難看，好像懂點技術似的，只是一點不保暖。
我的棉襖是件花棉襖。說它花，是指補得五色斑斕，不是真有一朵朵美麗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褲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褲腿接了一圈圈顏色相近的布像鉛筆的橡皮頭，領子膝蓋屁股這些老摩擦的地方還一塊塊釘針腳密實的大補丁，擱今天不用化裝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飯，準有人給。印象裏穿過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個口袋的燈芯絨上衣，顏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碩大的有機玻璃釦子。那布很結實，摸爬滾打也不破，可以發給偵察連的戰士當作訓服。我想這大概是當年颳起的一股窮風。衣衫襤褸破破爛爛成爲一種美德化身。這本來是報紙扯的一個蛋，但那年頭，全國人民爲了緊跟什麼都照過了弄。你襪子破，我渾身上下沒一件整衣裳，看誰窮得過誰。時尚嘛，以貧驕人。我這已經很奢侈了，還有罩衣裏邊還穿褲衩背心。我見過慘的。玉淵潭湖邊有一所羅道莊小學，學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員的孩子，一到冬天他們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襖，放學出來黑壓壓一片像羣落了地的黑老鴰。每當讀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詩句“黑手高懸霸主鞭”，我眼前就會浮現出羅道莊小學同學們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學，不知道的還以爲暴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