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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街口來了個吹糖人的，一街都是熱的黏的甜空氣。小學生們上下學都站住看一陣。難得有買得起的，一旦誰買，學生們都要喝一聲悶彩。然後那個得了糖人的孩子滿身披掛着羨慕從人閃出的南道走出，嘴裏咋唬：“別碰我別碰我！碰折我的糖人我跟他玩兒老命！”孩子們護駕一樣就都離去了，總是隻剩下小嬋。
小嬋那時六七歲了，塊頭極足的一個排場女孩。她眼跟着吹糖人的手走，兩掛鼻涕伸伸縮縮，太出神時她也不費事吸它們回去，只翹出上脣去抵擋或緩衝。大起來，她那樣子翅起的脣便固定在她容貌上，似乎她對事物的知覺都在這脣上。陰天時，她姥姥兩隻小腳亂絆地跑到街口叫她回家。她卻已幫吹糖人的扯起風箱來，臉漲得通紅。
“人家花多少錢僱你拉這大個風箱？看不累僵了你！”姥姥叫。
吹糖師傅慌着開脫自己：“誰叫她拉？她自己要拉！”他轉向小嬋：“我叫你拉沒有？”
小嬋搖頭，眼眯眯笑了。一看就看出那笑裏的貪圖。姥姥便伸手來拽，她躲身，猛了些，人磕到爐子上，兩隻手去護臉，先觸了燒得要融的爐壁，拔回手，掌心兩塊皮就留在爐壁上了。
哭聲像宰小豬，吹糖師傅送了個糖宮燈給小蟬，說那糖宮燈他少說熬進去三兩糖，也別讓孩子枉受一場痛。
多年後，我們還有人記得小蟬那哭以及那盞代價慘重的糖宮燈。“你咋地它了？”我們問她：“喊啦？”她否認有過這事。
她十二了，懂得有些事是該抵賴的。那是文革尾巴上，搞不清怎麼就消逝了肉、蛋、糖。沒了這三樣，糧耗得特快。春天大人們就揉我們出門櫓榆錢打槐花去。小嬋成把地將槐花掬進嘴，翅出老遠的脣邊都是泥污指痕。我們說活該人叫她饞丫頭，槐花給她喫成炒米花了。又問她槐花沒到家就讓她消化了，她姥姥拿什麼蒸餑餑。
她只渾頭渾腦地笑。也不知是她在這兒喫飽，勒出糧給姥姥，還是姥姥慣於盡她足喫足長個兒，她不懂去分擔大人缺糧的憂，只拿槐花當零嘴。她與我們年紀相仿，個高出一頭，跑動起來，胸脯顫上顫下，不像我們一身於緊。跑熱了，她脫掉麻衫，裏面一件點點花布馬夾，搓洗得紗一樣薄，比光身子含蓄些。她常是這身裝束在她家門口洗衣服、搔頭蝨、望街景，有時就幹着眼，像空着心又像滿心的事。那樣站站，不久就有醜話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