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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鄉人是屬於讓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橋洞裏那副安詳無比的模樣，使我向他走去。在我還離他十米遠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會去敲我長方形的門，他不會發現我的牀可以睡覺可以做夢，我的椅子他也同樣不會有興趣。我向他走去時知道將會出現交談的結局，但我明白這種交談的性質，它與一個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個正在生煤球爐男人的交談截然不同。因此當他向我微笑的時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現。然後我們就開始了交談。
出於謹慎，我一直站立在橋洞外。後來我發現他說話時不斷做出各種手勢。手勢表明他是一個歡迎別人走入橋洞的人。我便走了進去，他立刻拿開幾張放在地上的白紙，白紙上用鉛筆畫滿了線條，線條很像他剛纔的手勢。我就在剛纔放白紙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這樣做符合他的意願。然後我看到他的臉就在前面一尺處微笑，那種微笑是我在小城煙裏遇到的所有微笑裏，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與我交談時的聲音很平穩，使我想起橋下緩緩流動的河水。我從一開始就習慣了這種聲音。鑑於我們相識的過程並不驚險離奇，他那種平穩的聲音便顯得很合適。他已經簡化了很多手勢，他這樣做是爲了讓我去關注他的聲音。他告訴我的是有關定時炸彈的事，定時炸彈涉及幾十年前的一場戰爭。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上海守軍司令湯恩伯決定放棄蘇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鎮守小城煙的一個營的國民黨部隊連夜撤離。撤離前一個名叫譚良的人，指揮工兵排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譚良是同濟大學數學專業的畢業生。在那個星光飄灑的夜晚，他用一種變化多端的幾何圖形埋下了這十顆炸彈。
譚良是最後一個撤離小城煙的國民黨軍官，當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小城在星光裏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預感到，幾十年以後他會重新站到這個位置上。這個不幸的預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爲現實。
儘管譚良隨同他的部隊進駐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時，在長長走過的俘虜行列裏，並沒譚良。顯然在此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上海，他率領的工兵排那時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後，譚良也隨之失蹤。在朝臺灣潰退的大批國民黨官兵裏，有三個人是譚良工兵排的士兵。他們三人幾乎共同認爲譚良已經葬身大海，因爲他們親眼看到譚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擊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點整，一個名叫沈良的老漁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駛往上海的班輪。他躺在班輪某個船艙的上鋪。經過了似乎有幾十年漫長的一夜搖晃，翌日清晨班輪靠上了上海十六鋪碼頭。沈良擠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後換乘電車到了徐家彙西區長途汽車站。在那天早晨七點整時，他買到了一張七點半去小城煙的汽車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駛往小城煙的長途汽車裏，他的鄰座是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人。年輕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醫院住了一個月，病癒後由於某種原因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煙。在汽車裏，沈良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幾十年前，一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指揮工兵排在小城煙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h4>三</h4>
外鄉人說：“十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