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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三歲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兒寡婦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陣子衚衕裏還當真有幾個迷信老太太，暗地裏說是孃兒兩個八字太硬，把個短命冤家的男人給剋死了，將來的受罪日子不說，保不定還得相生相剋，非再死一口子不結。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媽誰也沒剋死誰，相依爲命地過來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們在北京沒什麼親支近脈可以幫襯，開始每月全靠國家給的二十幾塊基本生活費，加上媽給人洗衣服掙嚼穀墊補着延命，緊是緊點，卻也溫飽齊全。後來五四大一點了，就上街撿紙，日子總是一天好似一天的。到現在家裏不但沒拉一屁股債，反而小有積蓄呢。要說兩個人都命硬，大概也是鐵錘砸在鐵砧子上，負負得正，恰好！
爸死得早，媽不再嫁，一個人養他。把他從三歲拉扯到三十歲，是媽一輩子裏最最引爲驕傲的大業，但凡和街坊四鄰扯起閒篇兒來，總忍不住要把他端出來向人炫耀，就像個手藝匠對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那樣自鳴得意。當他第一次把自己掙到的工資放在媽媽的手心兒裏，她那副咯咯傻笑的樣子，恨不得都能叫人掉下淚來；還有他頭回得了先進工作者的獎狀回家那次，媽那個稀罕勁兒，又像個頭回中了獎的孩子，捧着獎狀自個兒端詳嫌不解氣，又跑到外邊滿世界給他抖落去了。其實媽也知道現在各種各樣的獎狀多得不值錢，可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又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大概那天前院的梁大爺還衝她發了幾句拉扯孩子到這步如何不易之類的感嘆，好嘛，足樂得老太太將近一個禮拜沒能歇下勁兒來，彷彿三十年的全部辛苦都能在這幾句可心話中得到某種短暫的補償了。在五四跟前，媽也總愛嘮叨她那份辛苦，其實她從他身上得到的，卻是更多的安慰和滿足。自從他當了民警以後，媽就開始在街坊四鄰中大談起“公安問題”了，似乎兒子當了人民警察，當媽的也就是半拉“政府人士”，以前爲兒子做的和今後繼續要做的一切，也都帶着些爲國效力的意味了。
“我們那個五四呀，忙！成天價不着家。”她常常用這種誇張的語氣先聲奪人。然後再帶着幾分神祕，壓低嗓門兒對她的聽衆說：“可不得了呀，跟您告訴吧，現在見天都有劫道兒的，捅刀子的，耍流氓的，嘖嘖，您說，他們公安局的能不忙嗎？敢情！”她能從聽者肅然起敬的表情上，嚐到一種無可代替的自豪和快樂。
可是，兒子老是說不成個對象，不能說不是件叫人煩心的缺憾。五四的年齡一天天大了，當媽的心病也一天天重了，架不住老有人問，五四找着朋友沒有？怎麼還沒找着哇？人前人後，這兩年她都快抬不起頭來了。連閱人極廣的於英雄都深有感觸地說過，對兒女的婚事，再沒有比這老太太更操心的了。去年，五四和花店那姑娘眼看着就要成了，媽毅然決然地領他到王府井那家大玻璃門的瑞士錶店去，在那金碧輝煌的櫃檯裏，挑了一塊小巧精美的雷達表。三十年了，媽幾乎從來沒有一次出手過十塊錢以上的整數，而這塊比五四的指甲蓋兒大不了多少的坤錶，竟要了三百二十塊錢，幾乎佔了他家全部現金積蓄的五分之三，可媽毫不猶豫地拿出來了。這事的悲劇就在於，恰巧就是那天晚上，“賣花姑娘”和他做了最後一次交談……
打那次失戀之後，徐五四對於找朋友，實在有點倒胃口了，似乎再也打不起興趣和精神來。可媽卻一反前幾次怨人自怨的常態，反倒顯得很大度、很踏實，滿懷信心地把那塊雷達表鎖進箱子，就像鎮上了足以保佑她招媳婦抱孫子的神符似的。一想到箱子裏還有那塊表，媽就會覺得斗室生輝，頗有些破家值萬貫的自矜了。破家值萬貫，不愁招不來個好媳婦！
嶄新鋥亮的一塊表壓了箱子底兒，徐五四卻不甘心了。這不等於浪費了嗎？難道非耗到市場上的手錶全降了價再拿出來不成？何況他手上那隻花了八塊冤枉錢買來的電子錶，才一年多的功夫就傻呆呆地不肯往前走字了，他事事得跟別人問時間，自己不方便，人家也煩。他們幹公安的，手上要是沒個準鐘點，甭提多耽誤事了。
去年夏天，他們到東大橋去抓一個賭博集團，本來定好了晚上十點鐘準時從分局出發的，就因爲那坑人表臨時停了擺，他竟晚到了半個多小時，那次的拘留證恰恰又是鎖在他的抽屜裏，他不來誰也動不了窩，結果險些給那幫“賭爺”溜之乎也，搞得很是不好。從那次以後，他和媽就開始了漫長而艱鉅的談判——要表。
“瞧您，地主婆兒似的，什麼都鎖箱子底兒。”
“對了。你媽地主婆，你是什麼？小地主！”
“鎖箱底兒也不能下小的，鎖着不是白鎖嗎？”
